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的概念框架与政策应用

本文刊于《阅江学刊》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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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什么样的碳达峰与碳中和

气候变化关乎人民福祉和人类未来，“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长期面临的共同挑战。积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与各国（地区）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交流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之义。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煤炭、石油等碳基化石燃料为主要动力来源形成的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给人与自然关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事业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矛盾和严峻挑战，这是21世纪世界各国(地区)必须团结合作面对的全球性重大关键挑战之一。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框架下，推动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与人类化石能源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峰（以下简称“碳达峰”），进而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实现碳中和，已成为管控全球平均温升目标的重要特征事实和加速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项关键表征指标，并为全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重要行动机遇。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整体上，已有文献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碳达峰、实现碳中和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应对气候变化物理目标为终端约束条件和研究的逻辑起点，探索经济社会各领域（部门）的发展转型问题，包括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约束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政策实践；二是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碳达峰与实现碳中和为发展转型的内生激励和学术研究的重点问题，从整体和不同领域（行业或部门）阐释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探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的经济社会转型路径及其政策保障措施。

整体而言，两种范式下的研究都致力于探索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大多数研究还包含了对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阐述，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建议。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实现什么样的碳达峰、碳中和，即如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结合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共识凝聚与推动落实，从气候变化科学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交互影响作用的长远历史角度研究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战略机理。

因此，本文从人类社会发展转型进程中的气候变化科学认知与经济发展政策对接方面，关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碳达峰与碳中和问题，对新发展格局驱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统计学意义和人文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再从经济增长和气候变化的关系视角对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战略机理与政策过程进行系统解析，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的物理和经济社会特征，阐释新发展格局驱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战略目标的政策规划导向和实践创新路径。

二、碳达峰与碳中和内涵的多向度界定

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和全面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奋发有为地接续打造面向全球可持续未来的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发展，建设更加幸福的美好未来，并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更为宏阔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大踏步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这是中国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自觉行动和政策宣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向生态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等长远性和全球性严峻挑战、在人类急切需要一场发展方式自我革命之际的责任担当和庄严承诺。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五方面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具有显著的主体属性、时空属性、生产要素属性和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导向的低碳排放安全发展属性，这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对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密切对接及其知识体系变革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当前，国际国内学术文献和研究报告对于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概念界定主要聚焦于五个维度。

第一，对碳达峰与碳中和状态的物理量意义描述 ，也包括在行星阈值、地球（气候区）系统稳定和人类活动的临界要素（tipping elements）等宏观、域观和微观相结合的不同时空尺度上对地球物理-化学过程及其系统级联作用下各圈层碳循环流量（通量）动态平衡（失衡）状态的评估测度。例如，把碳达峰视为温室气体（多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由增转降过渡阶段的排放峰值平台期，具有“多峰突起、波动下降”动态发展的典型特征；把碳中和视为温室气体人为排放源与人为吸收汇之间的平衡过程，或达到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稳定状态。

第二，对碳达峰与碳中和状态的经济社会意义描述。 例如，结合各国(地区)的发展阶段与实际情况，通过实证研究揭示欧美等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的碳达峰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 “必然的、可期的”自然过程，中国等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碳达峰与碳中和则是一个需要政策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提高碳生产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尽早达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碳减排双赢的根本途径。

第三，对碳达峰与碳中和状态的国际权益与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新格局塑造意义的描述。 例如，把碳中和视为“人类世”世界图景中一种必要且可行的“地质塑造行为”和地理因素、外交政策等作用下的一类重大技术变革与经济变革行动，可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

第四，对碳达峰与碳中和进程中不断实现的包容性绿色低碳发展能力及其引致的关联发展领域（特别是基础产业、关键部门和支柱领域）的安全意义描述。 例如，净零碳排放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安全等并不具有100%的内在一致性，需要统筹考虑碳排放、资源、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治理以实现协同增效。

第五，对碳达峰与碳中和状态的文明创造意义描述和对气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 例如，认为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是扬弃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标志性事件，推动碳排放尽早达峰、积极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危机，需要人类社会的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要超越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跳出绿色工业文明思维，克服西方碳减排政治的机会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积极有效应对全球经济转型中气候资本主义的多重挑战。

由此可见，碳达峰与碳中和是一个具有生态安全、技术进步、结构性改革、经济效率、社会公平、文明激励与制度变革等多维复合结构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新兴问题。 在国民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的重大显性特征方面，碳达峰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现代化的特定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经历平台期后持续下降”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实现碳中和的中间状态和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的显性目标。碳中和是指特定国家(地区)在特定时期通过人为固碳增汇，主要通过陆海生态系统吸收，碳捕集与利用（CSU）技术、碳捕集与封存（CSS）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SUS）等技术-管理-工程的形式，抵消人类社会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量，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在物理量的规定性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碳中和=碳排放-碳汇≈0   （1）

 碳中和=人为碳排放-(海陆碳汇+CCUS)≈0 （2）

在《京都议定书》强调的六种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是具有最大增温效应的代表性气态成分。式（1）中，碳排放主要是指能源消费总量中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剩余排放，碳汇主要是指林业碳汇、碳捕获与封存等生态系统治理和建设工程产生的固碳增汇量。式（2）中，人为碳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使用产生的排放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产生的排放，CCUS (carbon capture, utility, and storage)是指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和工业化利用，海陆碳汇主要包括海洋吸收量、生态系统固碳量和其他地表过程固碳量，即努力实现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与人因工程和自然过程固碳增汇之间的长期动态平衡。

从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质的规定性上看，作为全球生态安全和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蕴含着人类对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的不懈追求，反映了人类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积极探索。

推动碳达峰、实现碳中和的本质仍然是如何更好地顺应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聚焦新时代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动能培育、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比较优势塑造，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接续创造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绿色低碳循环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路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当前，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碳达峰与碳中和工作，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这些新的发展实际对人类思考解决传统常规意义上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以及对能源、资源、气候、生态安全等多重危机的交织叠加与挑战进行战略响应，提出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新要求。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碳达峰与实现碳中和并非是对传统工业文明主导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修修补补，也不是绿色工业文明思维下单单“就碳论碳”的技术改进和边际效率上的片面增量调整，而是一个既需要在开辟崭新可持续发展之路和人类文明创造意义上完成对传统（绿色）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超越，也更需要积极主动作为、下大气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向更高阶段迈进，促进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在内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从而得以自主安全有效地在节约能源和资源、提质增效、减排降碳、扩绿增汇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间系统渐进地形成稳定态自由活力与秩序的新型现代化发展过程。

在解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构建中国特色低碳发展理论的过程中，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不仅是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对低碳发展理论的深化和低碳发展战略实践范畴的拓展，也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主体性、时代性、原创性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方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新话语表述和新概念标识提炼，彰显了“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当代中国主张，反映了21世纪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三、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机理

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相关政策的演进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不断丰富和塑造着全球、国家、区域的气候治理架构。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看 ，稳定的全球气候系统是保障全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产生活的生命支持系统，对各国（地区）而言，这是具有可开放获取且逐渐稀缺特征的发展资源与权益。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 全球气候变化被认为与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和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人类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密切相关，是人类正在经历的全球外部性问题，也是政府与市场缺位引致的结果，对经济增长有着非线性的损失影响并会促成社会偏好的改变；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气候系统稳定，重点在“低碳”、目的是“发展”，并且需要把大自然以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的形式纳入应对措施，注重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

在认知和实践上认识和把握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经济机理、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寻求基于自主减排贡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经济学综合解决方案，仍然需要“全球水平与长时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为主题主线，从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生成与气候治理政策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方面来观察和把握（图1）。当前，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文明新形态的激励创造，科学把握低碳排放的生产要素属性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内涵，不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统一，促进低碳生产力与人文发展水平的内在一致和平稳提高。

 （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决策的多维经济社会认知

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地球环境、气候系统相互作用下，自然的影响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被认为是引致气候系统长时期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样伴随着气候的波动和变迁。在科学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进程中，各国（地区）需要从促进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融合发展方面正确认识和把握行动逻辑。

气候系统及其资源和变化在超大时空尺度上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具有广泛的基础性影响，全球不同层面与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为人们认识气候系统的历时特征、未来特定时期内的变化模式提供了严格且均衡的科学依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以下简称《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把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确认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认为在自然因素之外，人类直接或间接的活动改变了大气组成从而引致地球表面和大气增温，这种平均温升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提出了注意到历史上和目前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仍然相对较低”、必须及时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形势研判；明确了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等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基本原则，以及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人为干扰的水平之上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包括留有足够的时间以确保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自然适应、粮食生产免受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

2021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气候物理科学知识的全面更新评估则明确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1970年以来，全球地表温度上升正在加速。其中，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主要是指气候变化引致的自然环境或生态区域系统的变化，对自然的或人类管理的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经济社会发展系统以及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产生普遍的重大影响。从全球生存环境与地球系统整体关系来看，既需要关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变化给各区域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也需要关注具有全球意义的关键地区、敏感地带以及典型生态系统给气候系统带来的变化。

《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在加强《公约》履行的“德班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框架下，2015年12月达成的《巴黎协定》是《公约》履行进程关键节点上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标志性文件，从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关键维度为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和地球家园保护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超长期行动方向，并为各缔约方转向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和气候适应型发展提供了积极而强有力的政策信号，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绿色低碳转型与系统性、变革性重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巴黎协定》第二条在物理量上明确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温升防控行动目标，即各缔约方在21世纪内要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3.6℉）之内”，并朝着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的目标寻求解决之道。同时，围绕这一目标，《巴黎协定》第四条要求各缔约方致力于“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同时认识到达峰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来说需要更长的时间”，并申明在达峰之后要“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迅速减排，以联系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在公平的基础上，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

对发达国家而言 ，其经济政策内涵在于率先履行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导向的“全经济范围绝对减排目标”，并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资金和气候友好型技术等支持。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其经济政策内涵在于紧密联系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寻求形成最适合本国国情且各尽所能从而“逐渐转向全经济范围减排或限排目标”的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强化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并努力消除贫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已然不可能因循既有发达国家资本逻辑主导下“先排放、后治理”和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串联式顺序发展进程中通过发展阶段演进和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转移实现碳排放自然历史达峰的传统现代化发展路径。

（二）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决策的政策语境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建设成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怎么样在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建设现代化国家，关系自身稳定繁荣和发展安全，关乎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跨越式发展的信心，关涉世界经济新格局、增长动力重塑与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稳定，全球瞩目。

推动“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远景目标期乃至更长远时期内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面向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统筹发展与安全，人类文明演进的制度创新激励、百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叠加疫情起伏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发展环境变化，当代中国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需求和锚定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前途，以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向往与发展权益等，全方位、深层次、一体化地构成了理解和把握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科学决策的现代化发展政策语境。

第一，从历史和现实结合上看，制定和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决策是遵循人类历史前进大逻辑、从唯物史观视野科学把握和顺应人类文明形态兴替演进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方式根本性变革的自觉主动作为。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历来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具有丰富的生态智慧和质朴的自然观念，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高度重视在生态文明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弘扬与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时代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并取得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奇迹、国民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奇迹之间相得益彰、协同共进的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的有力参与者、重要贡献者、积极引领者，推动和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已成为开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接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战略支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导，特别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确指引下，全党全社会通过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克服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弊端和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我国从发展方式、质量和效益到经济结构、增长动力都产生了深刻变革，接续创造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拓展了碳生产力激励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内涵，巩固提升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强大韧性能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断生长的创新力和筑底企稳向上的回旋空间，也从更深层次上和更高水平上全方位重塑了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格局与发展优势，带动我国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事业从理念意识、组织机制、治理体系到治理能力、治理成效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特征更加生动鲜明。

2021年，我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2年累计下降约26.2%，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2012年累计下降约34%，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在内的绿色电力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以年均3.0%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国民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

2020年，我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累计下降约48.4%，超额完成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提出的“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等系列治理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初步脱钩，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INDCs）文件提出的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系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来之不易的显著成就，不仅为推动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更好地促进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新型物质基础和更加健全有效的制度框架体系，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持续提升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助力我国加快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第二，从国内和国际结合上看，制定和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决策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特点，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新时代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因应国际形势重大变化，在危机和变局中“育新机”“开新局”的主动战略抉择。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着力于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拓展发展新空间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需要以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新平庸”态势仍深度延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加速演变，对国际绿色低碳经济合作、竞争格局大调整和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等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力求通过实施“绿色新政”重振实体经济竞争优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致的经济长期低迷和大衰退，并力图凭借技术和市场优势维持其世界霸权、国际绿色低碳竞争力，继续谋取全球发展主导权。另一方面，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系统性变革，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创新和文明新形态创造。

在世界经济发展与竞争格局展现出“东升西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演进态势下，坚持建设绿色低碳、清洁美丽世界，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亟须创新应对气候变化理念，克服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环境政策基础上的气候资本主义，超越基于“单边主义、地缘博弈、绿色壁垒”垄断发展权力、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民发展权益的生态帝国主义，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全球视野、时代担当和中国智慧凝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共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大道的实践共识和力量。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各国（地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推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发展的应有之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我国发展和安全全局进行的战略擘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内外发展形势、环境和条件发生系列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大势，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和全球变化大局，对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升华和战略实践部署，坚持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努力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以来极不寻常、极不容易、极不平凡的五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效有力应对国际经贸环境、世纪疫情冲击等各类接踵而至的超预期变化，从新的发展实践、时代特征和发展战略角度出发，提出了要在中长期内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论断和历史抉择。这是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深化，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也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并以全球视野、历史眼光谋划应对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与挑战的必然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上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产生历史性交汇，共同作用于“实现更大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从具体的和历史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视角看，作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推动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路径选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既互为发展手段，又互为发展目标，同时还在发展的质量、效率、结构、速度、规模、动力和安全维度上构成了互为度量的标准和尺度，二者统一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蕴含着人民群众对建立在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物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美好生活的期盼，适应和契合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历史任务。

（三）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多元目标及其政策体系

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发展环境和我国的发展条件，与时俱进地提出相应的战略目标谋划，引领党和人民各项事业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进入新发展阶段，科学合理地制定明确的目标及其细分目标任务和适配的政策体系是引领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的关键。

我国坚持 “问题-目标-行动” 导向的有机统一，从批准加入《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到向《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和《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再到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和政策体系已由以节能减排为主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在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构建形成了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和基本要求相适应的碳达峰碳中和多元目标和“1+N”政策体系。

这些战略目标既有定性描述，也有定量表述，构成了创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合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彰显了党的主张、国家的战略意图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有机统一，顺应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时代发展潮流，凝聚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各个方向各条战线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既有努力和潜在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在基于问题导向的发展蓝图和战略定力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考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谋划，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庄严承诺，这为接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赢得了历史主动和新的发展战略优势。

二是在基于目标导向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定位上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目标，必须要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使得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进度、目标任务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总的战略安排，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工作着力点保持高度一致。这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沛的生产力基础和丰富的物质保障。

三是在基于发展成效的实践变革和战略行动执行上 ，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鲜明的整体性、阶段性、连贯性和战略内在一致性，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同时已超额完成第一阶段国家自主减排贡献目标，将以绿色低碳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物质条件，有力促进“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远景目标期乃至未来更长远的时期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四、基于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导向的政策应用

综合而言，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与主流化的关键战略举措与重要现代化实践，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克服片面孤立静态追求碳排放物理量达峰与中和的研究观点和政策主张。中国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行动，有利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能够超越西方标准经济学框架把气候变化纳入宏观分析的技术经济范式，避免其在推动各国（地区）共同繁荣与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方面的理论贫困，克服资本狭隘逐利驱动下市场效率绝对优先引致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实践弊端；有利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新成就为各国（地区），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新选择、新机遇。

在加强面向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气候变化科学认知方面 ，要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与知识体系变革的历史需要，加强有组织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科学基础理论和前沿应用理论研究。包括气候治理在内的全球变化是一个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的科学问题。科学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是基于科学知识探索和应用的新型现代化发展转型进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导和正确指引，聚焦气候变化研究领域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融合交汇，把气候治理纳入人类对地球系统的科学认知和世界现代化理论创新范畴，“学以致用、用有所成”，书写新时代“发达的自然科学”和“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篇章。

在准确把握政策语境和建构政策应用情境方面 ，要加强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一体化政策体系和能力建设。要完整全面、深入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信笃行，适应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实践要求，加强（现有的最佳和良好的）新型现代化科学知识的有效创造、学习、获得和面向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实践的普及与应用。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需要，加强包括地球系统、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全球气候治理应用理论研究在内的有组织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加快构建与完善包括空天陆海等的观测、态势评估、信息发布数据库在内的一体化数智化关键基础设施体系，把世界绿色低碳科技进步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为科学、辩证地认识历史时代和未来时期气候的稳定性与非恒定性提供丰富可靠的理论依据，为完备面向“1+N”政策体系及其互补政策的政策工具箱、创新政策的选择和协作机制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在加强气候变化科学与现代化发展政策对接方面 ，要不断完善经济政策分析体系，更新碳达峰与碳中和引导评价指标体系。一是要把是否有利于“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否有利于“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进、检验和评价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基本准则。二是要把域观分析融入适应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变革的创新过程，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激励相容机制，完善并加强面向绿色低碳发展未来的“宏观-域观-微观”一体化经济政策调控力和贯彻落实穿透力。三是要改善和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特定步长（三年或五年）碳控排和吸纳成效的移动（加权）平均复合指标。这样，不仅可以为科学精准地把握碳达峰与碳中和态势、加快推动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制度创造有利条件，还有利于为“十五五”时期碳排放进入平台波动期、偶发年度指标走高时开展更为准确全面的公众沟通与舆情治理提供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