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中国"

对其他民族作家的心理影响:文化挤压和改装的事有识之士的基本选择。当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实显然对于置身于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作对来自其它文化的重大冲击的时候,他们最终提出家形成了复杂的心理影响,并通过他们的汉语创作诸多问题并不属于西方或者抽象的“世界”,而是环曲折地渗透出来。如果不能自觉地体会到其中存在绕于他们自身生存现实的属于“地方”的思考。也于语言文化板块之间的尴尬和困境,我们也难以细就是说,离开了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入把握和体致体会出其汉语文学创作中的微妙心理。察,我们就可能忽略甚至扭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是在语言跨越问题的背后还包潜着更为普系列事实。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中国遍的知识/权力问题。这就是地域知识的不平等问现代文学史著作,依然将整体的中外冲突或古今矛题。包括今天《汉语新文学通史》叙述的众多文学盾作为最主要的文学知识背景,对地方性知识的关史著,其基本的叙述方式还是在一个更大的中华文注对地方性体验的发掘继续成为学术讨论的盲区化的格局中展开,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之类的宏大包括“汉语新文学史”在内的建设很可能将主要的可题是我们解释文学现象的最基本的“知识”,任何注意力放在“官方汉语”(普通话)写作的描述中,而个体的作家都一律被我们纳入到这样一种最具有普支撑作家母语本能(写作无意识)的方言土语(包括遍意义的“认知共同体”中加以说明。这当然具有少数民族语言)依旧被抛弃在整体描述的视线之它的重大的合理性,但是,仔细观察,我们也能发现,外。这里其实也忽略了许多个体作家的复杂性,而个体总之,今天的“汉语新文学史”研究,是一个前作家的复杂体验又关乎着知识建构的地域特征景值得期待的课题,不过,其中所包含的或显或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的金字塔结构造就了政治知识权力关系亦不容忽略。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文化杈利的不平等性,也可以说是主流文化在区域自觉地把握了这种关系的认识困境,我们也越能克分布上的文化等级现象:不同的区域并没有文化观服其中的问题,从而真正推进我们的学术研究。念上的平等权利,以京城为中心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具有更高的文化支配权与发言权,位居“中心”的知迷失的“中国”识分子专断着中国文化的解释权、主导权。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由于文化发展的资源开始改变了方宋剑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向,域外文化成为了新的文化发展的动力,单一的京中心演变为北京上海的双中心结构。这样的格局最近几年,“汉语新文学”概念颇受学界的追捧方面固然可以解释现代文化发展与文学生产的诸与青睐。如果说1985年北大学者提出的“20世纪多问题,但是,也可能令我们忽略更多的问题和细中国文学”的口号,彻底打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之节,例如在更为广大的中国作家的生存区域,他们间的划分界限;那么“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意图明各自的体验与知识成长具有怎样的过程实在值得显是要以“汉语”为标志,去重新识别20世纪中国我们深究。而前面所谓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体验,更文学的创作版图。如果我们把“汉语”看成是一种是因为具体地域知识的差异性而可能呈现为完全超文化概念并以此去合理推演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延出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宏大叙事的逻辑。续,这当然是无可厚非、应予肯定的,然而,实际情况这里需要强化的认识,恰恰是我们所忽略的却并非尽如人意。这不得不令人思考与此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源自美国著名的文化人个问题。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概念的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中国学界正处在一个十分提出乃是出于对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批判,所强浮躁的时期,西方理论词汇的泛化使用与西方哲学调的是那种有别于统一性、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精神的随意界说,几乎完全遮蔽了中国文学自身所的知识创造与知识批判。只有重视“地方性知识”固有的民族精神。殊不知,迷失了“中国”与张扬了的发掘,我们才能理解和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西方”并不能够代表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地走展的诸多细节,也才能更深入地说明中国作家在承向“西方”我们更应该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审美意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时候能够充分展示自身创造性的识的中国煤化工“汉语新文学”概根本象由。因为从自身“地方”体验出发,批判性念,CNMHG合理性的基础之地呼应“世界”的潮流恰恰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上,去进一步人为夸大“西方”影响的外来因素。我110们现在必须要保持一种学术清醒,重新去确立“中最多,而这四种造字方式都是字义直现,它在中华民国本位”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准则,充分去认识“中国族历史文明的具体实践中,直接催生了实用理性与现代文学”逻辑概念的深刻内涵:“中国”是民族文功利理性的价值观念。这与西方语言文字因其抽象化的意义象征,“现代”是物理时间的意义象征,“文符号化需要通过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去加以意思转学”是艺术审美的意义象征,三者词汇的意义相连,化与重现的表义原则,是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思维便可得出这样一种价值判断——所谓“中国现代文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运用“汉字”去翻译“外学”,其实就是民族文化现在进行时的审美表现。文”,其本身就是运用民族文化思维去同化西方文只要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定义,化思维的阐释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在翻译一个而不是一味地将其加以“西化”色彩的大肆渲染,那“外文”词汇时,实际是在以“汉字”字义去诠释“外么用“汉语”取代“中国”重新去为新文学命名,也就文”符号,“外文”最终在“汉字”释义的过程之中,也没有什么必要了。脱离了它固有的抽象性质而具有了汉语的形象意首先,我们现在所面临着的巨大困境,不是“汉义。不妨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胡适将中国传统语”的迷失而是“中国”的迷失。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文化中的“仁学”思想,直接理解并翻译为西方近代来,启蒙精英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共识:认为中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这显然是他将“ Hanism”(人的国现代文学在脱离了“传统”文学价值观之后,毋庸主义)误读成了“仁者爱人”,进而使西方哲学的自置疑地便获得了现代西方人文精神的艺术品格。他由意志被他转化成了中国伦理的道德学说。二是傅们从创作主题、审美意识等方面,不遗余力地去发掘东华所翻译的美国小说《飘》,原本英文题目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西化”表现,甚至还运用各种西学《 Gong with the wind》(随风而去或往事如烟),也明理论去框套作品文本,以便证明中国新文学是如何显是按照中国人实用主义的艺术想象,完全消解了地去演绎西方现代文学的精神气质。然而,“被西西方人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化”并不等于“真西化”,中国文学至今仍与西方文到几乎理论界所有的翻译词汇,无一例外都是在学深度隔膜的严酷现实,足以让那些“西化论者”无“西化”色彩遮蔽下中国文化观念的重新再现,这也所适从。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们从王国维那里决定了我们在用所谓西方理论去阐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现”了叔本华,从鲁迅那里“发现”了尼采,从郭的思潮现象时,表面上是在言说“西方”,其实却是沫若那里“发现”了惠特曼,从闻一多那里“发现”了在弘扬“传统”的价值背离!所以我认为,“传统”在艾略特,从梁实秋那里“发现”了白壁德,从巴金那现代文学阐释学中以“西化”遮蔽的存在方式,并没里“发现”了克鲁泡特金,从曹禺那里“发现”了奥尼有使“汉语”符号迷失,迷失的只是中国学者头脑中尔,从钱钟书那里“发现”了克尔恺郭尔,从韩少功的“中国”观念与民族自信!那里“发现”了米兰·昆德拉,从余华那里“发现”了其次,我们现在所面临着的思维障碍,不是“汉卡夫卡……,几乎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都在直接对应语文学”的迷失而是“中国精神”的迷失。学术理论性的研究当中,被人为硬性地贴上了一个十分醒目界将中国现代文学现象,全都涂抹上一层浓厚的的西方标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西化”倾向,无“西化”色彩,虽然使人觉得“汉语文学”形体犹存,疑是一种中国人渴望现代意识的情绪传达,但其最但却更使人感到了“中国精神”的空前危机。因为大弊端却是于自觉或不自觉之中,遮蔽与消解了中无论人们是放弃传统去言说西方,还是借助西方去国文学精神的历史传承。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是中言说传统客观上都存在着一种淡化民族文化意识国现代文学,就因为它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如与中国文学精神的可怕前景。回归历史原场,我们果我们脱离了“中国”而去大谈什么“现代文学”,难会惊奇地发现所有被现行教材认定为是接受了西道就真的能推演出中国文学的“西方”特征吗?回方影响的宏大叙事,几乎都留有中国文学精神与审答自然是否定性的了。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因为物美意识的鲜明痕迹:男性作家承载着“先天下之忧理时间的历史变迁,而失去其承载民族文化的神圣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意识,女性作家抒发使命;汉语言文字体系所造就的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着“怨”而不“怒”、“哀”而不“淫”的古风古韵,悉数的中国情结,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源自远古回荡中国煤化工袤天空。这就说时代的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众所周知在中国明,在“六书”造字法里,“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的数量化之间曰YHaCNMHG利断它与传统文颠覆并改变它历111史生成的审美习惯,正是基于“民族文化本位”的思学是如何借助于“西化”假象来繁衍传统、强化自想认识或判断标准我们才能真正理清20世纪中国我。如果我们把学术注意力投入到这样一个关注焦文学的发展脉络:从“弃医从文”到“弃文尚武”,中点上,相信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将会发生天翻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发生“质”变,因为地覆的变化因为那才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学的真实“文”是承袭着以“文”人“世”的仕途之道,“武”则面貌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所真正具有的民族是承袭着以“武”强“身”的侠客精神,“文”可以治品格!世“武”可以救国的人文理想延绵不息、代代相传最终成就了中国现代作家“上进之阶”(胡适语)的汉语新文学:一种文学功利人格。所以,从“文化启蒙”到“政治启蒙”,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追求也没有发生“质”变,因为范围的学术呈现旨在解决“国民性”,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事”的实用思想,同样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意义大于美学意义的艺术价值。五四时期中国“娜这次我们讨论的议题有两个,一个是已经提出拉”的集体“出走”,就最能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有年的“汉语新文学”概念,还有一个是新近出版的方意识,因为中国现代作家无一例外地把西方“个《汉语新文学通史》。尽管后者是前者的直接衍生性解放”的自由意志机械而教条地理解为是“恋爱物但我仍然希望讨论的时候将其分开。不过事实自由”的社会行为—殊不知易卜生创作话剧《娜上这样很难。参与讨论的各位似乎都不愿花费过多拉》的原初本意是旨在鼓励人们去“救出自己”,而的心思将这两者区别对待那么我在这里也只能混中国作家大量创作“娜拉”的主观动因,却是旨在鼓合起来讨论。励人们去拯救社会;易卜生让“娜拉”由家庭走向了有学者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最为准确:“汉语新社会而中国作家却让“娜拉”由“父家”走入了“夫文学”是一个普通的概念。设想,我们现在需要编家”。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通过易卜生与《娜拉》本书,这本书须考虑将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才认识了西方现代文学和西方人文精神,那么误读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等都易卜生与《娜拉》的直接后果,便是使我们从一开始在新文学传统的意义上统一起来凝成一体,应该怎就误读了西方哲学的批判理性。当然,有人会说巴样既明确又尽可能简洁地来为之命名?除了“汉语金笔下的高觉惠不是走向了社会吗?不错,他是走新文学”,我觉得很难有更恰当的题名。也许可以出了传统之“家”,但却并没有走出传统之“国”,“家叫作“现代汉语文学”,对此钱理群先生在2002年国”文化一体性的民族意识,无疑正是导致“出走”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即“回归”的悲剧根源!所以我说用“汉语”书写的研讨会上提出过曹万生和黄万华先生都以此题名现代文学并没有迷失,迷失的只是学界不愿再去直编撰过有关专书我自己也曾在2004年撰文肯定过面其中的“中国精神”。理由十分简单,如果我们真这样的说法。但我觉得这样的指称仍然不及“汉的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质”变那么语新文学”。倒不是因为它多出一个字,而是因为试问它究竟是属于“中国”还是属于“西方”?总不第一,“现代汉语”已经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专用名词能说它是不“中”不“西”的另类文化吧。只要我们和学科名称我们的学科在人家的稳固名称上黏附仍然承认它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当然也就意味个“文学”的尾巴,好像充任着附庸的角色感觉着它没有发生过“质”变不是很顺;第二,如果将其结构解析为“现代”的“汉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似乎笼罩着一语文学”,则汉语文学理应包括汉语白话文学和汉种较悲观的消沉情绪,人们似普遍认为在这狭小的语文言文学,这就是说现代历史时期内产生的文言时空范围中已经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创新能力。的文作品也须纳入其研究范围,而这样的对象恰恰是确,在我们较多的研究成果中,能够用得上的西方理“现仁学”沿右准各研空的。显然,“汉语论我们几乎都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就是要用更新新文中国煤化工结。概念来激发某种想象了。我个人认为,我们倒是应CNMHG通性就在于,它不该沉下心来去反省另外的一些东西—中国现代文仅不令人费解,而且也不可能导致误解;它是一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