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

2011年第1期南亚研究季刊总第144期No.12011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Sum No 144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谭中[内容提要]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18年至1962年期间,印度对中国的研究多从文化、睦邻的角度进行。1962年至今,由于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政府与民间对中国有所敌意,但其研究却超越了“地缘政治范式”规律而折射出中印两大文明长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体现了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所说的印度永远不和中国为敌的宽宏态度。未来,当今从事中国研究的印度学者越来越多是1962年以后出生的、懂中文、熟悉中国情况、参加到与中国学者交流行列的年轻人,他们在中印两国在全球舞台上如日方升的大环境下正在策划印度的中国研究如何与时俱进[关键词]现代印度;中国研究;三阶段[中图分类号]D829.3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1508(2011)01-0089-07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创办“国际大学”。泰戈尔为大学取的“ Visva段。第一阶段是从1918年开始到1962年为止, Bharati”这个名字是借《吠陀经》引语“atra印度舆论一般对中国友好,印度朋友对研究中国 visvam bharati ekanidam”(全世界在一个鸟巢兴趣也是从文化、从睦邻的角度出发。第二阶段中聚会)①来生动地表达自己的国际主义理想是从1964年开始至今,是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他的“国际大学”一开办,就请来法国的汉学大争激发了印度政府与民间对华敌意的背景下印度师列维·莱维( Sylvain Levi)作为第一位外国发展出对敌知己知彼的强烈愿望而开展的,但印访问教授到学校教中文、讲中国文化。印度学者度的中国研究却超越了“地缘政治范式”规律而师觉月( Prabodh Chandra Bagchi)是当时列维折射出中印两大文明长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体现了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所说的印度永远不和中国教授的学生之一。师觉月随后追随列维到巴黎大为敌的宽宏态度。第三阶段是将来式。当今从事学深造,于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回到印中国研究的印度学者越来越多是1962年以后出度,成为现代印度的第一位“汉学家”生(对中国没有敌意)的、懂中文、熟悉中国情泰戈尔在孟加拉邦“和平乡”筑起“世界鸟况、参加到与中国学者交流行列的年轻人,他们巢”成为印度开展中国研究的强大动力。泰戈尔在中印两国在全球舞台上如日方升的大环境下正1924年访华,于4月13日在上海慕尔鸣路37在策划印度的中国研究如何与时俱进。下面分别号园会上作第一讲时说:“我想起了印度把你们谈谈这三个阶段。当作兄弟、把爱心送给你们的时日,我希望那种关系仍然藏在我们心里……那通道在许多世纪中可能已经荆棘丛生,但我们仍然会找到它的遗现代印度大学中最早的中文班始于1918年迹”他于5月25日在同一地点向中国朋友告加尔各答大学历史系,但效果较小、影响不大。别时说:“我希望(我的访问)有所成就,为后大家熟知的是印度“诗圣”、1913年诺贝尔文学人打开某种通道,我也希望你们中间有人能到印奖获得者泰戈尔于1921年在孟加拉邦“和平乡”度。③他在上海、杭州、汉口、北京等地讲演,历史学博士,尼赫鲁大学教授。Uma Das Gupta, Rabindranath Tagore: My Life in My Words, New Delhi: Penguin Viking, 2006, p 199.e Sisir Kumar Das ed, Rabindranath Tagore, Talks in China, calcuttaRabindra-Bhavana, Visva-Bharati,99,p.48.中国煤化工K Sisir Kumar Das ed,, Rabindranath Tagore: Talks in Chinaisva-bharati1999,p.77CNMHG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No.12011每次和中国学术界人士在一起都邀请中国学者去究主管,最后被政府指派为国际大学校长。印度国际大学把中国研究开展起来。在北京的时谭云山受命于泰戈尔担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候,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梁启超答应了派人院长时,泰戈尔要他把研究重心放到佛教在中国去,泰戈尔和梁启超取得了清华大学与国际大学发展的课题上。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世界宗教,互助在彼此校园内开办中国研究与印度研究的共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最辉煌,现在流传于世的佛识,但因当时中国局势动乱而没有实现教经典绝大多数是首先在中国出版的中文典籍。1927年,泰戈尔到东南亚讲演,在新加坡这些典籍从理论上说是从印度古文字巴利文或梵会见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和船山书院卒业、于文翻译过来的,事实上翻译时不一定有写本,而1924年到马来亚教书、编辑报纸文学副刊的年是靠印度高僧、佛学权威(如鸠摩罗什)的口轻中国学者谭云山,两人一见就志同道合。泰戈述,再加古印度贝叶写本(书写在树叶或树皮尔邀请谭云山去国际大学,谭云山满口答应,并上)失传,这一切就产生了绝大多数佛教经典是于1928年赴任,在孟加拉邦“和平乡”开办中“中国造”的奇特现象。中国学院从一开始就建文班,讲中国文化。谭云山得知泰戈尔想在国际立一项把中文佛经译回梵文的研究项目,聘任懂大学办一所永久性的“中国学院”,就于1931年中文的梵文专家来做这项工作。这是一项创举、回国,奔走于上海、南京两地,于1933年在南也是工程浩繁的百年大计。自从国际大学变成国京建立以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印学会”,在戴季立大学以后,教育部大学拨款委员会强调实用性陶等人的赞助下,筹募了经费与图书。泰戈尔把办学、强调师生比率,这一项目就无法继续,和平乡”的前沿地点拨给谭云山,谭云山就亲谭云山为“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制定的宗自从设计到监工、植树,在国际大学校园内建立旨是:“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合中起“中国学院”(“中国学院”四个大字是中华民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国政府主席林森亲笔题字)。1937年国际大学界大同”。在这一宗旨的思想指导下,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泰戈尔亲自主持开幕,印度中国学院作为印度第一个正式开展中国研究的学著名领袖甘地、尼赫鲁等都给予热情祝贺。术机构着重于在印度宣传中国文化。谭云山带头国际大学是泰戈尔私人创办,他于1941年写了许多英文文章,由“中印学会”(Sino-In去世,他儿子接任校长后难以为继,1951年在 dian Cultural Society)在印度出版。其中包括尼赫鲁总理亲自关怀下变成国立大学。中国学院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India and成立就由谭云山担任院长,学院的全部经费名 china(1937)义上是“中印学会”提供,实际上是中华民国政Buddhism in China Today(1937)府教育部赞助。1950年印度政府承认中华人民What is Chinese Religion (1938)共和国,并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这一赞India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ulture助停止,又是在尼赫鲁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学院(1942)加入国际大学编制,变成新的国立大学的重要部China, India and the War (1944)门,谭云山参加大学校务会议,却仍然享有一定The Spirit of Indian and Chinese Culture的中国学院独立自主运作权。印度共和国第(1949)、三任总统都是过去“中印学会”的会员,印Ahimsa in Sino-Indian Culture(1949)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是“中印学会”的名誉主席,Sino-Indian Relationship(1950)他们都与谭云山有私人交情,谭云山也变成印度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政府各部门有关中国问题的民间顾问。印度国防 ature(1952)部和一些大学,先后办起中文班,谭云山就把中在当时印度学术界与文化界对中国了解甚少的国学院的年轻中国学者推荐给他们。就这样,国情况下,这些文章帮助了印度知识分子概括地认识际大学中国学院变成印度各地中文教学的发源中国文化,纠正了西方舆论传给印度人民的一些对地。中国学院从一开始就聚集了许多来自中国和中国羋出文化、融合中印印度各地的研究“汉学”的学者,师觉月教授先感情”中国煤素化工要方是中国学院研究部主任,后来变成国际大学的研曾经CNMHG度的文章,现代印度的中国斫究出版了介绍印度的中文文集,特别是1933年出版好友。他在1940-1943年间在印度呆了两年时的《印度周游记》、1935年出版的《印度丛谈》成间,以中国学院为宿舍,与“诗圣”泰戈尔交为许多中国学者研究印度的启蒙书。流,泰戈尔的秘书、英国留学的钱达( Anil KI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的那年正是抗日战争 mar Chanda)先生的夫人兰妮( Rani Chanda)爆发,谭云山主掌中国学院使它成为印度领土也是习画者,特地为他设立画室。徐悲鸿画中许(当时印度还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上有关中国多景物(木棉花、母牛与小牛、芒果林中的露天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也起着反对日本军国主教室等)都是取自“和平乡”国际大学校园,他义、为中国抗战伸张正义的作用。这表现在两大还为泰戈尔画像,这成为中印友好的永恒标志。方面:第一,当时印度民间反抗英殖民主义的情他的名画《愚公移山》是在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绪高涨,许多爱国人土(如国大党领袖鲍斯)主·山麓的避暑胜地大吉岭完成的,画中有印度大张借助抗日的力量来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象、牛车、卷发兜腮胡须赤膊下身穿“拖地”的权。谭云山一方面撰文宣扬中国抗战,一方面敦印度人像等。中印友谊融化在徐悲鸿的不朽艺术促印度友人支持抗日。1937年他写信给好友尼中赫鲁建议发起抵制日货,尼赫鲁赞同的回信在“中印学会”刚成立就送青年学者魏风江到1937年11月28日《印度斯坦时报》上发表,①国际大学学习6年(1933-1939),在谭云山建掀起印度民间支持中国抗日的热潮。在尼赫鲁和立“中国学院”时魏风江成为其得力助手。魏风国大党的倡议下印度各地每年都举行“中国日中国抗日,谭云山积极参加,作江与尼赫鲁的女几英迪拉同学,他还撰写了《我过多次讲演,特别是在1943年国际大学校园内的老师泰戈尔》(198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珍贵的中印研究史料。他保存着英迪拉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六周年大会上的那次讲演,影响很大。②第二,泰戈尔本人一直钦佩日小时的签名,曾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印度总理本文化发展,国际大学亲日的情绪一直很浓,日拉吉夫·甘地的客人访印。魏风江生前把自己在本政府也利用不同渠道大力宜传。由于中国学院杭州的私宅变成中印友好纪念室,供人公开参的存在、以及谭云山向泰戈尔及时反映日本侵略观,这变成近年来中印友好的象征军在华的罪行,使得泰戈尔毅然站到同情中国这抗战时期许多中国学者曾经在“中国学院”边来。最著名的事例是1938年日本政府通过作过访问,其中包括金克木、常任侠、吴晓铃、泰戈尔的多年好友、诗人野口米茨朗为说客,两石素珍、周达夫(后改名周达辅)、巫白慧、杨次与泰戈尔交换信件,都在报刊公开发表,造成瑞麟、徐梵澄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世界闻名的“诗人与诗人”为中日战争大辩论。院的印度专家;还有巴宙和杨允元,后来到美国在给野口的两封信中,泰戈尔愤慨地谴责日本对成为大学教授;还有女画家游云山,后来出家成中国的侵略暴行,并且发出肺腑之言:“我的深为晓云法师,在台北县创办华梵大学;战后到刻痛苦不但因为那些有关中国苦难的报道绞着我“中国学院”从事研究的冉云华,后来成为加拿的心灵,而且因为我再也不能怀着骄傲去把日本大的宗教学权威当作一个伟大国家的例证”③这些都是印度的中国学院”当然有许多印度学者参加中国研究发展过程中值得记载的不凡事例。1993年9月9日,印度总理拉奥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学院设有奖学金,在当时国际与中国国演时说了一段话。他说:“在当代,泰戈尔认识内局势动荡的情形下,能够吸引许多名人、学者到大学在(促进)国际了解上的重要性,这就是到印度讲学、研究、收集资料或体验生活。特别他在和平乡国际大学中创立中国学院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艺术家徐悲鸿。他是“中印学最早的学生之一、郭克雷( Vasudev gokhale)会”最早的发起人与赞助人之一,也是谭云山的描写他在这所大学的学习为:“许多世纪以后①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1②谭中:《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85页③谭中:《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中国煤化工与野口辩论的信件详见 Tan Chung, In the Footsteps of Xuanzang: Tan Yu-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8, pp. 207-215CNMHG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No.12011小部分印度人首次坐在学校企图把隔离友好邻邦国再经过挑选,成为大学教员。1966年印度政之间的铁硬的语言障碍打破。①郭克雷是梵文府正式批准德里大学成立中国研究系,但因教员学者,在“中国学院”习得中文后到德国取得博尚未齐全、没有教授,暂由文学院长兼管。到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成为德里大学佛学系主1969年,它不但有了教授兼系主任杜德博士任。德里大学佛学系是按照尼赫鲁总理的指示在 Vidya Prakash Dutt)),还聘任了四名从美国深1956年印度庆祝“佛陀诞生2500周年”纪念时造回国的印度学者。他们是:从耶鲁大学学成回建立的,创办系主任巴帕提( Purushottam国的戴辛格( Giri Deshingkar),从哥伦比亚大Vishvanath Bapat)也曾经在中国学院做过访问学学成回国的白蜜雅( Mira sinha)(后改名M学者.巴帕提退休后,由郭克雷接任。1964年 ra Sinha bhattacharjea),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德里大学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援助建立起新型的古普塔( Krishna Gupta),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研究部门,开始时在佛学系门下建立“中伯克利分校学成回国的莫汉迪( Manoranjan国研究中心”,聘任谭中为中文讲师开办中文班Mohanty),再加原有的教中文的谭中与黄绮淑谭中是谭云山的长子,1955年从中国到印度与夫妇,形成坚强的教学阵营。1971年杜德升任父母团圆。他加入德里大学后对印度的中国研究大学副校长,谭中担任系主任,一直到1978年起了进一步推动作用。为止总结这第一阶段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三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阶德里大学是印度国立大学中教学水平最高、段,印度朋友对研究中国表示了热忱,中国政府每年输送到印度文官队伍人数最多的大学。它坐与民间助其一臂之力,水到渠成。第二,当时中落于印度首都,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教授都成印两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两国人民变成帝国为政府各部门的智囊。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后主义侵略受害者的难兄难弟,印度的中国研究充来由于得到东京日本基金会赞助而改名“中日研分反映出这种中印友谊。第三,泰戈尔创建“世究系”,现在又改名为“东亚研究系”)本来是政界鸟巢”学府,谭云山效法玄奘“白马投荒”精府有意成立以增进对中国了解,系里的印度“中神但没像玄奘那样“白马投荒”而去、“大雁国通”,特别是杜德、戴辛格与白蜜雅,在报刊而归(他于1983年在印度逝世);中国学院好像上发表大量评论中国发生事件的文章,也经常出中国飞去峰”,和杭州“印度飞来峰”形成对现在电视与电台广播节目中,还被请到各处讲照,变成历史佳话。过去访问中国的印度领袖演,一时名气大盛。与此同时,1971年谭云山拉吉夫·甘地总理于1988年、拉奥总理于退休后,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始衰退,在大学编1993年、纳拉亚南副总统于1994年、纳拉亚南制上“中国学院”名字取消,改称“中国语文文总统于2000年、瓦杰帕伊总理于2003年)在中化系”,失去过去在印度知识界及上层社会的特国讲演时都特别提到中国学院,它成为中印友好殊中印文化交流作用。换句话说,国际大学中国与中印相互了解的象征符号。学院过去的殊荣转移到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了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出现费正清学派”现象。当时中国研究的先行者、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伤害了两国之间感情,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的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特别至今伤疤还没有痊愈,这是我们讨论印度的中国提携自己的弟子,帮助他们到各学术机构就业,研究第二阶段发展应该看到的大前提。前面已经鼓励他们发表著作。这一方面扩大了以他为领袖谈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对德里大学进行赞助使得印的中国专家阵营,另一方面又树立起费正清学术度能在大学中开展现代的中国研究,德里大学是理论的权威。有人认为,在德里大学成立中国研印度的重点国立大学,这一新动向当然有着心照究系以后也有可能出现印度的“费正清”,但是不宜的对敌知己知彼的战略意图。1964年大学没有实现。与此相反,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的学征选了一批年轻学者送到美国各大学去深造,回术新生力量,具体来说就是戴辛格、白蜜雅、古中国煤化工Tan Chung,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8, p. 1CNMHG dra Gan·92·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普塔、莫汉迪,加上谭中夫妇,起初是每周三聚学院。起初语言学院偏重于欧洲语言教学,俄文会讨论中国形势,后来变得志同道合有点像“六系从一开始就是最大的系,后来德文系与法文系人帮”,这对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也迎头赶上,再有西班牙文系。其他语种(中响文、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印度尼西亚文在谭中主掌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中日研究朝鲜文、普什图文)都合并在亚非语文系中。谭系的七年(1971-1978)中,经过这非正式“六中加入大学以后大力争取,中文系教员编制从3人帮”集体商讨取得共识后制定计划,由谭中到人增加到10余人,新设东亚语文系,后来又分大学校务委员会上力争,把一个大学历史上从来成中文及东南亚语文系与日文及东北亚语文系。没有过、校领导及其他部门都不熟悉的中国研究谭中于1994年退休,不再主掌中文系,但在职方向和教学课程等定型,其中有两点值得一提:期间(1978-1994)曾担任过亚非语文系与东亚第一,1962年战争以后,印度上层反华情绪很语文系主任。谭中因为资历较老,外交部东亚司浓,西方“地缘政治范式”的紧邻必须进行你死官员都和他熟识(其中还有他教过的学生),所我活的竞争理论盛行,再加上西方(外加苏联)以变成印度政府非官方顾问,和其父谭云山的情说客到印度来挑拨离间印中关系,但印度总理尼况有点相似。1994年,印度外交部的公关刊物赫鲁于1962年12月(边界战争刚结束后)在《印度地平线》( Indian horizon)特别请谭中全“和平乡”国际大学年会上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权编纂《印度和中国》特刊,其中收集了印度学“在国际大学你们有中国学院,有著名的中国学者与外交官有关中国的文章,也请中国学者季羡者(谭云山)领导。这是一件好事,会使你们经林、金鼎汉、林承节、巫白慧、耿引曾、张敏秋常记住你们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与中国文化或者撰文,并译成英文中国的伟大开战。”①谭中他们这“六人帮”都前面谈到的非正式的“六人帮”虽解散了,是尼赫鲁的崇拜者,都反对“文明冲突”与“地但他们倡导的每周中国问题讨论会却坚持下来。缘政治范式”。他们认为在印度展开中国研究应这个讨论会实际上变成印度首都中国问题专家聚该以真理为最高原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德里会的场合,受到外交部重视。外交部亚洲专家康大学中国研究系/中日研究系避免了变成政府外维诺( Vinod Khanna)退休前曾为德里大学中交部东亚司的御用工具。正因为这样,它和它的日研究系访问学者,他积极参加了讨论会,并于成员更受到外交部东亚司的尊重。第二点,德里1990年争取到外交部资助从而把它变成印度中大学中国研究系/中日研究系的课程强调研究生国研究所,谭中和莫汉迪被推为研究所的两主必须学习中文,强调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以减席,康维诺变成所长。以后研究所所长不断换少通过西半球的“第三只眼”来看中国、捕风捉人,谭中的两主席身份一直到2002年才终止。影的现象。1978年谭中转入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这个四十年如一日的由非正式变成正式的中国研担任中文教授,把该大学的五年中文硕士班办成究小集团的一大“资产”是英文《中国述评》印度中文水平最高的机制。戴辛格离开德里大学( China report)杂志,从1964年创刊至今。在转入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莫汉迪参加德里大学20世纪60、70年代,它是全世界中国以外出版政治系,古普塔受行政处分离开,非正式的“六的两大以“ China”为名的英文学术杂志之人帮”解散。(另一是 China Quarterly)。起初《中国述评》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是1969年创建的国立新着重于时事评论,后来经谭中等人倡导,把它的型大学,创建校长是曾任印度驻华大使的高·帕编辑方针从观察中国转变为解中国。塔萨拉蒂(G. Parthasarthi),第三任校长纳拉中国研究所和它的前身中国研究小组在这亚南也是前印度驻华大使,开展中国研究是大学阶段变成印度中国研究的中坚。它的队伍不断扩特别注重的一个项目。由于大学是把新德里的印大,包括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德施班度国际研究所和俄语学校合并而成立的,所以最( Govind Deshpande)、副教授阿尔格(Alka初的两大支柱,一是国际研究学院,另一是语言 Acharya),德里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帕姬中国煤化工①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一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CNMHG39页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No.12011莎( Patricia Uberoi),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书,收集了50位印度朋友的59篇讲演与文丝莉玛迪( Sreemati Chakrabarti)、副教授玛妲章,反映出印度从历史、政治、外交、战略、社玉( Madhavi Thampi),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邵会、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与观察。论者葆丽( Sabaree mitra)、副教授海孟德( Hemant分析印度知识精英对中国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把Adlakha)、狄伯杰( B. R. Deepak)。印度资深中国看成印度的平手而不是威胁,第二种认为中外交官、前驻华大使任嘉德(C.V. Ranga国是友邦,第三种认为中国是威胁。第一与第二nathan)于1959年在外交部任职时就参加过中种态度是印度中国研究的功劳,第三种态度属于国研究小组的讨论。他在退休后就成为中国研究印度中国研究影响范围之外。①所的骨干,现在是两主席之一。现任印度政府环保部长、英文字“ Chindia”的发明者兰密施( Jairam Ramesh)也曾经参加过中国研究所的每周一次讨论。德里大学东亚系副教授谈玉妮最后谈今后印度的中国研究发展方向的问( Ravni thakur)虽然不是中国研究所的正式成题。新的世纪中印两国在双边关系上与国际舞台员,但也经常参加讨论会。上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它有三大特点:第一,中总结第二阶段印度中国研究的发展,也可以印两国都“崛起”而变成经济大国,根据美国中看出三个特点。第一,在印度中国研究的第一阶央情报局的估计,按照购买力标准折算,世界经段印度全国上下并没有强烈要求了解中国的愿济(国民生产总值)排在前四位的是:(美国望,因此以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为中心的对中国文14.3万亿美元)、中国(7.8万亿)、日本(4.35化的宣扬影响不是很大、很深。在第二阶段,印万亿)、印度(3.27万亿),②全世界都对中印两度全国上下都认为中国对印度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国刮目相看,两国彼此之间的尊重与重视程度也家,发展出一种自觉的要求了解中国的强烈愿大大增加;第二,中印两国都登上了国际舞台望。从这一意义上看,印度对中国研究是求大于在国际场合以不同身份凸显,如“G20”(全球供,中国研究占据着卖方市场,销路俏、影响也发达国家加重要发展中国家首脑会议)、“BRIC/大。第二,印度和中国在1962年至今的关系金砖四国”等等,两国在国际上的接触与合作机既不是完全友好、相互信任,又不是世仇、死敌会大增;第三,两国变成经济大国,在国际上的(两国外交关系从未中断)。印度要求了解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提高、增强,国防力量也相应增长心境很复杂,既要防范中国,害怕再次像1962年那样惨败在中国手中,又想与中国和平、友好如何继续保持和平共处与睦邻关系就变得更为重相处。另外,中国本身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也是变要。幻莫测、意外事件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无新的形势对印度的中国研究提出新的要求、所适从。印度的中国研究要能把中国那复杂、多形成新的挑战。第一,中国已不是寻常的国家,变的形象真实反映给印度政府与民间。第三,前而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印度本面所说的两点使我们看到,不管有没有中国研身也不是寻常的国家,拥有变成超级大国的潜究,印度传媒早已瞄准中国,用千千万万望远镜力。中国的新闻重量在印度的舆论覆盖中非常突和放大镜来摄取中国形象。很多时候,这些望远出,但印度的中国专家显得人数较少、资历较镜和放大镜穿不透“喜马拉雅障碍”就对准西半薄、城府较浅,控制不住形势,必须迅速加强建球的传媒报道来了解中国。这样开辟印中之间直设、扩大队伍,不使印度公众舆论向任何方向误接了解的渠道变成了印度的中国研究的神圣职入歧途、走火入魔。第二,由于中印两国经济力责。谭中对此特别提倡,他于1998年在新德里量膨胀与军事地位升高,经济与军事战略必须变出版《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努力了解中国》成印度中国研究的中心,而这两项却正是印度中①谈玉妮:“‘ CHINDIA/中印大同’为了深化共识”,见谭中主编:《 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7-81页。he world Factbook, wwwgov/library/publications,中国煤化工huml;ww.in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 world- factbook/geos/ch.world-factbook/geos/ja.htmlwww.ciagov/library/1YHCNMHGgeos/in html现代印度的中国研究国研究的弱点,这在短期内难以改善。安全的威胁,他们的意见受到印度战略界尊重谭中等策划当代印度的中国研究,从20世刚才谈到的中印两国之间几十年来的“留学纪60年代开始就感到在印度要培养经济学家和生交换节目”,起源于1939年尼赫鲁作为印度民中国专家,有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之势。这是因为间领袖第一次访华(主要到重庆与昆明),他在经济学是一门跨理科的社会科学,统计学的成分重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增进中印接触的备大,必须有坚实的数学基础,年轻学者必须狠下忘录》,共有7条,第3条是“建立大学之间的功夫才能有所作为。经济学学生由于功课繁重,文化接触,交换书刊杂志,交换访问学者和研究无暇花大量精力来学中文。印度和中国不同,中生”。①国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政府可以保证就业与事中印之间非政府的学者交换在印度独立前就业前途,印度却要靠个人奋斗。谭中曾特意培养开始了。1950年以后两国政府主办的“留学生过兼通中国的经济学者而没能成功。有一位得到交换节目”更是成为持久的制度。现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到德里大学学中文,后来以中已退休的印度学元老刘安武教授就是五十年代的国为题材做博士研究却出不了成果,无法得到博“交换留学生”。前面说的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第士学位,更无法在学术界立足。另有一位中学毕一任系主任杜德也是五十年代的“交换留学生”。业后到尼赫鲁大学学了五年中文而得到硕士学今天印度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都是做过“交位,谭中说服她再念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又找换留学生”,在中国学习过中文。这样看起来,大学经济系主任帮忙让她入学,可是她因为在本现在印度的中国研究要比过去好多了科没有学过经济学,功课赶不上而作罢。五十多今天印度的中国研究主要在四所国立大学中年来,印度只出了一位“中国通”经济学家,他展开:即德里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尼赫鲁大学国是斯瓦密( Subramanian Swamy),26岁时获得际学院的东亚系和语言学院的中文系,国际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联合国工作的中文系和贝纳拉斯印度教大学的外国语文系过,懂中文。他回国后参加政治活动,曾经担任(其中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占重要地位)。今天德过印度政府商业部长,和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里大学的东亚研究系阵营十分强大,有三位教授系,但对印度的中国研究贡献不大。(两位是中国专家),五位副教授(三位是中国专从印度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六位讲师(三位是中国专家)。尼赫鲁大学家,所有印度政府国防、情报等部门以及民间的的中文教学和国际关系中的中国研究分家是个大战略专家都以观察与研究中国军事发展为己任。缺陷。其中文系有两位教授、三位副教授和四位由于他们不懂中文,他们的信息来源出自英文媒助理教授,是印度中文师资最强的。大学的中文介,最易受西方国家的影响。近年来也有年轻学学生不愁出路,过去多半为政府部门吸收,现在者得到交换留学生奖学金到中国学习而懂中文并还没毕业就被企业及旅游组织聘任为翻译,也有且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士。比如,尼赫鲁大学国际毕业以后建立旅游公司的。另一个特殊现象是在研究学院教授兼东亚系主任谢刚( Srikanth大学得到中文硕士学位以后再到社会科学学院或Kondapalli)和南亚系教授辛格( Swaran Singh)国际关系学院得到博士学位,这样就既能利用中原来都是新德里国防研究所研究员、到中国深造文的一手信息资料,又能从社会科学兼文化的角以后变成“中国通”。他们不认为中国是对印度度研究中国,成为印度的理想中国研究人才中国煤化工①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CNM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