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变迁视域下“孟子论舜”的再思考

《孟子》中“窃负而逃”“封之有庳”两则案例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双方围绕“亲亲相隐”“容隐制度”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将这两个案例认定为舜“腐败”罪证的观点得到了相当大范围的支持。战国时期，武力征服成为诸侯普遍信仰，孟子反对霸政，力图用仁政理论解决统一趋势与统一方式之间的矛盾。在孟子的仁政范式中，仁政源自仁德，而仁德源自仁心，仁心的本原意义为血缘亲情。同时，“行仁”的原初或基本的含义也被界定为“事亲”，义是孝悌的延伸，义意味着民利为先、民命为先。孟子仁政伦理、义利观念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因素，但在“孟子论舜”两个极端案例上，暴露了仁政学说过分依赖血缘亲情的弊端。当代法治中国强调在公共领域注重法治精神，血缘亲情精神须限制在私人家庭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