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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资本论》连载——能源资本对贸易摩擦的杠杆效应(二)

时间:2021-10-18 来源: 浏览:

《能源资本论》连载——能源资本对贸易摩擦的杠杆效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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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 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 》中“能源资本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杠杆效应(二)”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能源资本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杠杆效应(二)

殷雄 谭建生

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

相对于美国的“技术沙文主义”,中国奉行的是“技术发展路径”的基本国策。有学者认为,中国迅速的高科技进步其实更多不是来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转让,而是源于中国文化天生的科学特性。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和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等聪明的大脑和国际学术“大腕”们是有过痛彻的感悟的。

1940年代中期,费正清写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美对照起来进行研究的一部专著。费正清当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运动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决定放弃自己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并将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共识。1990年代初,费正清在去世前写了《中国简史》这本书,他在书中说“对不起,我错了”。在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后,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中国自身内在的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罗纳德·科斯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四年里写了《变革中国》一书,得出三个结论:一是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二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三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法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

布热津斯基曾经讲过一句有关中国的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对不起,我理解错了。”这是美国最杰出战略头脑之一对中国的看法和反思。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认为,在一段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中,一旦某方改变参与条件,另一方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并以牙还牙。多年来,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问题一直引人注目。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低成本的进口商品成为收入受限的美国消费者的解药。美国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在评估中国时始终无法摘下的有色眼镜,都为当前中美摩擦埋下了隐患。中美都需要专注于从内部重建自身经济实力,而不是出于指责、轻蔑和不信任。

如果上述四位聪明的大脑是从中国发展的现实中观察中国的,那么,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是从故纸堆中观察中国的。李约瑟在其最重要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在被西方超越之前,中国在许多方面的科技进步都领先于世界。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19世纪末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经历过切肤之痛的中国,更加充分认识到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科技创新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制造领域。中国政府于2015年5月8日颁布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不啻为一份宣言书。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既然是“必由之路”,那么就由不得别人对中国走自己的道路而说三道四,更不惧怕别人设置障碍,否则,这就不是真正的“道路自信”了。这也正是中国政府敢于公开颁发这份文件的底气所在,更是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中国这样做,是有“底气”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危机一触即发的经济体,也不是一个能够使之屈服的政治制度”。2018年9月26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纽约出席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活动时,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方式破坏了美国此前在亚洲所做的努力,并称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中,历史会站在中国这边。马哈蒂尔不认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说,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了,必须学会与中国共处,“三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他们存活下来了。所以,如果有人再次把中国变得贫困,他们仍会崛起”。

美国人直言不讳地说,技术创新是美国的命根子。2017年12月17日,美国白宫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在日本的讲演中认为,过去十年中国通过强制技术转让从美国拿走了3.5万亿美元的技术,一年35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美国强大是因为我们的创新,西方一直都在领导创新。中国的要求是,如果我们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要交出他们的技术,交出他们的创新”。

事实上,技术创新不是美国人的专利。2017年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有效专利数是714.8万件(其中境内申请人620.4万件)。考虑到美国专利局是1802年成立的,中国专利局是1980年成立的,相差近200年,中国的进步是神速的,与美国相比,并不是像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所说的“望尘莫及”,而是超过美国的那一天指日可待。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从2011年起已经成为专利申请第一大国。到2016年,中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首次超过美、欧、日、韩的总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18年3月21日公布了2017年全球企业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统计数据。从各个国家申请的数量来看,美国占据首位,为56624项。中国为48882项,较上年增加13.4%,超过日本的48208项而升至第二位。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占全球总量的42.8%,而美国仅占19.4%,日本占10.2%,韩国占6.7%,欧洲和其它国家及地区分别占5.1%和15.8%。中国2015年的研发费用为1.4万亿元,占全世界的比例超过20%,按购买力仅次于美国,超过欧盟28国总和,日本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2017年,中国研发费用增长到1.76万亿元,是1991年的123倍,仅次于美国而位居全球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13%,已经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早已不是由政府主导乃至唯一承担科研投入的模式了。中国的研发经费,近八成是企业自行承担的,在全世界也是比例最高的之一(欧美的企业研发费用比例只有六成左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7年知识产权报告显示,这种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头,每时每刻都在刺激着美国的神经。

传统上,科技创新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仍会是世界重要的研发创新中心。但现在中国的资金投入(购买力平价)和人才投入都是世界第一,再加上高效的执行力度,必然带来科研成果的爆炸性成长,将会在全球创新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并将发挥自己的领导力。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府都有鼓励科技发展的远景规划。中国科技取得的长足进步与中国政府的鼓励支持分不开,毕竟这是政府作为一个超越个人和企业的组织形态应尽的职责,若哪一国政府不致力于促进本国产业长级,那是不作为与失职。苏联于1957年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曾加大投入,奋起直追,从而赢得太空竞赛,并在几十年中占据军事和技术优势。毫无疑问,美国在冷战中获胜是因为它在科技方面的投入。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仍然主要基于冷战时期的发明。如今,自太空竞赛以来最重要的技术竞赛——量子竞赛,中国已经取得领先。中国政府正斥资100亿美元建设一个37万平方米的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并将在两年后启用。中国已经将“墨子号”卫星送入轨道,这颗卫星成功地从太空发送了“不可破译”的密码。相较于中国的投资,截至2016年,美国的量子技术研究每年受到的政府资助仅有3亿美元。因此,如果美国不采取适当的行动,那么在一个由技术驱动的世界中,其优势地位将无法持久。

中国继续在培育下一代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方面加大投资,通过为人类知识做出巨大和不断增加的贡献,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带来回报。中国的技术进步总体上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孪生兄弟”,它的内生动力是决定性的,不管通过外部引进还是独立研制,它们都注定发生。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和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采访时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于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的巨额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于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它们的领导地位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在一些美国公司持股产生的”,他还说,美国“维持技术领导地位的真正方法是通过技术领先,而不是试图压制中国”。中国权威人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发展的加工贸易,其大部分技术和核心装备最初全部来自于国外引进,以后随着市场的需要,引进汽车、航空、航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没有签署过一项强制技术转让协议。即便有一般性外国企业和资本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支持力度,自觉自愿地转让技术,也向中国企业收取了专利费和技术转让费,不存在以技术换市场的情况。中国对知识产权始终保持三个态度:第一,中国是遵守知识产权规定的国家,政府和企业不会有任何在谈判时强迫对方技术转让的事情;第二,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自觉,不是欧美的要求;第三,中国政府近年来降低了触犯知识产权法的法律门槛,下决心从法律上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为期长达7年。这件事情说明,美国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动了真格的,所采取的手段是精准打击。中兴损失了20亿美元,但随着中国的惊醒和高端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将来中国可能会换回这个数字的百倍、千倍、万倍甚至千万倍。中兴事件是一堂教育课,中国科技界和制造业会从这堂课中明确方向,一个小小的芯片,让他们彻底明白,钢铁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中美两国过去的经济崛起历史证明,只有开放才能让经济和本国企业更具活力和竞争力,单边贸易保护只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创新力,并且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容易受到质疑和损失。但是,美国认为,为了限制中国的技术创新,不让中国利用美国的技术去超越美国,付出一些暂时的代价,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对于中国来说,特朗普的这一记重锤,真是让国人大梦初醒。若干年后再回首时,但愿今天的“中兴危机”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乃至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件“因祸得福”的事情。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  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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