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发展报告
国际产能合作是指两个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跨国或者跨地区进行产能供求配置的联合行动。产能合作可通过两个渠道进行：既可以通过产品输出方式进行产能位移，也可以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产能位移。可见，我国提出的产能合作超越了传统的资本输出，它既是商品输出，也是资本输出。不过，流行的产能合作主要指产业转移。
一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现状
1.产能合作规模增长迅速，产能合作方式多种多样
自我国政府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增长。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年末存量达到924.6亿美元。[1]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987个，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同期，我国企业向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优势产业直接投资累计约116.6亿美元，同比增长80.2%。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70.4亿美元，同比增长154.2%。截至12月底，我国企业正在推进的合作区共计75个，其中一半以上是与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建区企业累计投资70.5亿美元，入区企业1209家，合作区累计总产值420.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4.2亿美元，带动了纺织、服装、轻工、家电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域外转移。[2]
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方式日益多样化，比如，电力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方式日益多样，从最初的设备供货，到目前的EP（设计-采购）、EPC（设计-采购-建设）、IPP（独立电站）、BOT（建设-运营-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PPP（公私合营）、并购、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中国电力企业“走出去”的水平不断提高。[3]
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承包企业在继续发挥传统承包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合作，有条件的项目更多采用了BOT、PPP等方式。2015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1%，同比增长7.4%；完成营业额692.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同比增长7.6%。[4]
域外经贸合作区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的有效平台，已成为促进中国和东道国经贸合作双赢的重要载体。据统计，截至2015年11月底，中国企业正在建设域外经贸合作区75个，已通过确认考核的13个。在建的75个合作区中，53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通过考核的13个合作区中，10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见表1）。在建的75个合作区中，有一半以上是与国际产能合作相关的加工类项目；13家通过考核的合作区，主导产业涉及有色、轻纺、服装、汽配、建材、家电等优势产业。[5]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15年，中国广西的钦州与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关丹建设的“两国双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已顺利开园。“两国双园”开辟了新时期国际经济和贸易合作的新模式，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推进产能合作、促进双向投资提供了有效载体。今后，“两国双园”模式还有可能扩展成“两国多园”“多国多园”模式。
表1 通过确认考核的域外经贸合作区名录
2.国家政策助推产能合作，各项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愿景与行动》倡导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产能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一带一路”战略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三共”原则，为产能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愿景与行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优势产业领域、新兴产业领域合作、产业链国际分工布局、跨境产业园区建设等做了原则性阐述。
《愿景与行动》发布后，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等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凸显国际产能合作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产能合作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突出重点、有序推进，注重实效、互利共赢，积极稳妥、防控风险等原则，立足国内优势并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开展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就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方面提出了七大部分共41条指导意见，要求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共12大产业作为重点，为这些产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确定了任务、领域。
以《产能合作指导意见》为基础，2015年中国政府至少出台11个涉及产能合作相关内容的政策文件，从金融服务、中国制造“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多个角度提供产能合作的政策支持。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该文件与《产能合作指导意见》、“一带一路”倡议的主题相近，都是要提高我国制造业能力，提升我国综合实力，推动我国优质产能“走出去”。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要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此外，2015年中国与非洲联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共同推动非洲交通和基础设施“三网一化”（建设非洲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基础设施工业化）的合作。商务部推出“中非工业化伙伴”行动计划，推进“建营一体化”“域外经贸合作区创新工程”等专项工作。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国际产能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产能合作自2016年起提速增效，计划到2018年使这一数字增加到1600亿美元。这些行动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
3.“走出去”产业既有传统优势产业，又有新兴装备制造优势产业
当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既有以轻工、家电、纺织服装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为主的富余产能优势产业，又有以电力设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高铁和轨道交通为主的装备制造优势产业。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带动了中国铁路、电力、通信等优势行业的相关技术和标准“走出去”，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比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是中国从技术标准和装备制造，到勘察设计、工程施工和运营管理等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项目，具有标杆意义；已开工的中老铁路、匈塞铁路也有力地带动了中国铁路标准和设备“走出去”。再比如，南方电网在230千伏老挝北部电网建设中也直接应用自主技术与管理标准。[6]
4.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异军突起
企业是产能合作的主体。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为7450.2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53.6%，虽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同前些年相比持续下降；非国有企业占46.4%，同前些年相比稳步提升，投资主体结构持续优化。[7]
在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是“走出去”的主要力量。截至2014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业在域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有80多家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8]比较有代表性的央企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网、南方电网、中国建材集团、中国电建等。
在“一带一路”战略引导下，众多民营企业也纷纷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比如，青山钢铁公司在印尼建设青山工业园，华夏幸福基金有限公司在印尼合资建设产业新城，等等。事实上，当前不少域外经贸合作区实际上是由民营企业作为域内实施主体而运营的（参见表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8月，由全国工商联发起成立的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由59家民营企业组成，注册资本高达500亿元。该公司的成立是为了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将民营资本整合后输出国内优质产能，与当地实现合作共赢。目前，中民投已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地开展业务。[9]
二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231.2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比仅为11.1%；2015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180.2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148.2亿美元，占比略有上升，为12.56%。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具有规模小、问题多、风险大等特征，需要在今后“走出去”实践中逐步解决。
1.促进产能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支持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采取比较谨慎的限制措施，行政审批体制过于复杂，缺乏效率，透明度不高，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已经对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除少数敏感投资国别、投资项目必须经过审批之外，其他境外投资一律取消项目核准，实行备案管理体制，清理或取消束缚对外投资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和收费。但是，除了前置审批之外，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机制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目前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分散、不成体系，政策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已有的政策执行效果也较差。特别是涉及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一直处于“放”与“管”的摸索之中，至今不清晰、不健全。此外，对外产能合作的信息服务网络、统计监测系统等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不利于政府对产能合作进行总体部署和调整，难以及时发布风险预警。
2.国外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差异大，中国企业应对准备不足
企业“走出去”要面对与中国迥异的制度环境，但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应对准备不足，由于不熟悉国外商业习惯、法律环境，以及缺乏国际项目经验等，往往发生“合同泡汤”、项目落地困难、企业被罚等事件。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比较明显的G2G的特点，G2G即“政府对政府”。G2G的合作方案重点关注了政府（或者说执政党），但对各国的市场、对各国老百姓所能带来的好处有时并没有体现在明处，容易遭遇各国反对党的阻击以及社会层面的抵制。我国过去在缅甸、越南、斯里兰卡、泰国等都遭遇过类似的事件，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因受到抵制而被迫停止。
产能合作技术标准不对接。比如，部分中东国家，虽然自身技术能力较弱，但是推崇欧美的工业技术和标准，中资企业进入面临巨大观念压力。一些国家长期执行欧洲标准，特别是电力、石油炼化、交通运输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形成固定来源渠道的欧洲技术标准体系和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一些国家电力项目甚至明确规定不能使用中国标准，而是采用日韩或欧美标准。
3.中国企业“走出去”尚未形成合力，部分领域存在同业竞争
中国企业“走出去”尚未形成有效的对外投资网络和相互需求网络，没有形成合力。比如，中国企业“走出去”迫切需要金融业的大力支持，而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速度和覆盖范围远远滞后。又如，我国工程机械技术装备“走出去”面临开拓国际市场难度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域外施工的中国企业对国外品牌有偏好和依赖，甚至拒绝使用国内品牌。
中国企业“走出去”部分领域存在同行竞争者的盲目竞争现象，损害了整体利益。比如，在某些国家一个电力项目有6～7家中国企业投标，甚至出现母公司与子公司、众多子公司间相互竞争的情况。
4.企业国际化能力不足，尤其缺乏国际化人才队伍
我国汽车企业对各国市场的特征和规则尚待深入了解，在品牌形象维护、知识产权保护、外方违约责任追究、反倾销诉讼等方面自我保护能力不足，“走出去”举步维艰。我国工程机械在海外市场竞争，不但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位依赖发达国家企业，售后服务亦成为明显的制约因素。而钢铁产业则由于国际产能过剩、国内企业产业技术水平不高、国际商务谈判能力差，挤在狭窄的市场内，主要集中在上游矿产资源开发环节，中游冶炼环节对外投资很少，目前只在东南亚、非洲零星建立钢厂。
跨国产能合作涉及各国法律、汇率、财会制度及各种复杂因素，而企业只有拥有完备的熟悉国际市场商务规则、法律法规、投融资管理、项目管理等的人才队伍，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中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我国企业在跨国产能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尤其是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匮乏有关。
5.沿线国家主权信用低，域外各类风险将长期存在
“一带一路”国家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比中国还要低，多数国家主权信用状况不佳，大部分国家主权信用处于CCC-B级，且近年来部分国家存在主权级别下调的风险。[10]与此相联系，域外各类风险将长期存在。
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涉及全球多个高风险地带，地区局势紧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及跨境犯罪等问题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为集中。同时，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内还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
经济风险。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零部件本地化生产政策、本地工厂生产产品享受银行特别贷款优惠利率，成为阻止外来者的常用手段。
社会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对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建设和运营构成挑战。“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国家的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一带一路”建设解读为冷战时期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有意制造敌对意识，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对外产能合作的交易成本。
环境风险。尽管中国“走出去”过剩产能都是优质产能，并非淘汰的落后产能，短期内我国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等产业转移到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受到欢迎，但是从长期看潜藏着巨大的环境保护风险。我国重化工业跨国产能合作应警惕因侥幸心理引发环保纠纷问题。
三 “十三五”期间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和重点产业分析
本处通过计算产业互补指数来挑选“十三五”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
产业互补指数计算公式是：A国和B国在某产业互补指数=A国某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B国某产业显示性比较劣势指数，AB国家产业互补指数=Σ（分产业权重×分产业互补指数）。
其中，某国某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某国某产业或产品出口额/世界市场某产业或产品总出口额）/（某国总口额/世界市场总出口额）。如果出口数据用进口数据代替，则某国某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变成了某国某产业显示性比较劣势指数。
产业互补指数如果大于1，说明两国之间存在产能合作的潜力，如果该指数大于2，则存在显著的产能合作空间；反过来，该指数小于1，则说明目前产能合作的空间不足。
产业互补指数有两种计算方式，即采用A国出口、B国进口方式，以及采用A国进口、B国出口方式计算，两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结果从不同侧面反映两国产能合作的潜力和趋势。
依据“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文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有65个（含中国）。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处仅测算了中国与其中的46个国家的产业互补指数，另外18个国家则没有测算。
分别以中国出口、外国进口和中国进口、外国出口计算的产业互补指数详见表2和表3。
首先，分析中国出口、外国进口侧的产业互补指数。表2显示，在46个国家中，有42个国家的综合产业互补指数在1以上，产业互补效应比较明显，其中，阿尔巴尼亚、阿富汗、拉脱维亚、也门和印度的互补指数远高于2，表明与中国具有显著的产业互补性，存在产能合作的巨大空间。
分产业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SITC0+1）产业互补指数，多数在0到1区间内，存在产业合作可能但互补效应有限；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SITC5）、未分类的产品（SITC9）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多数情况下互补指数也在0至1区间内，不过，与阿富汗的化学产品及有关产品、与蒙古的未分类商品的互补程度高，在这些产业方面合作存在较大潜力；以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为代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互补性较强，互补指数多数大于1，少量国家远高于1；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和杂项制品（SITC8），前者互补指数在1附近，互补性一般，后者的互补性最为显著，绝大多数互补指数大于1，部分国家远高于1。由此可见，在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制造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而在初级产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制造领域产能合作空间有限；另外，在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未分类的产品生产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可选择部分国家进行产能合作。
其次，分析中国进口、外国出口侧的产业互补指数。表3显示，除了蒙古和印度尼西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综合产业互补指数均大于1，产能合作潜力巨大，而这种潜力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具有较大差异。以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类（SITC0、SITC1）为代表的初级产品计算，互补指数多数大于1甚至远高于1，互补效应显著；同样是初级产品的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SITC3），阿曼、阿塞拜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文莱和也门的互补指数远高于1，与中国当前油气资源需求上升相匹配，建设“一带一路”可以通过开发油气能源新来源缓解当前的困境；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收缩，以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和杂项制品（SITC8）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中国进口的重点，其中部分国家的互补指数高于甚至远高于1，互补效应明显；而与中国当前进口需求互补效应较小的包括以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动植物油脂及蜡（SITC2、SITC4）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和以化学产品及有关产品（SITC5）、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多数互补指数小于1，互补效应不明显，不是中国进口的重点；以未分类的产品（SITC9）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也不是我国进口的突出领域，尽管阿尔巴尼亚、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与中国在这方面的互补指数远高于1，但这些国家该产品的出口额非常有限。由此可见，多数初级产品生产，尤其是油气国的油气产品生产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一些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是中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的首选目的地。
表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互补指数（中国出口、外国进口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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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互补指数（中国进口、外国出口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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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两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具有广阔的产能合作空间，其中，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合作，与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油气产品生产合作，与多数工业化水平比中国滞后的国家开展初级产品生产、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制造产能合作，应是“十三五”时期的首选。
需要说明的是，在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没有纳入上述计算的国家，也有一些是中国产能合作主要对象国，如孟加拉国、缅甸、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拉克、伊朗等。这些国家或者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或者是初级产品、油气资源尤其丰富的国家，或者已经与我国开展了相关产能合作。
四 对策建议
1.建立完善的促进产能合作的体制机制与支持服务体系
在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需要政府放弃过去的管理体制，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创新，塑造适应新形势的海外投资与国际合作促进体制。中国政府要主动出面，尽快与有关国家达成投资保护双边和多边协定。要尽快把对外投资体制从审批制转变为以备案制为主、审批为辅，并落到实处，在此基础上构建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的促进体制。推动与有关国家已签署的共同行动计划、自贸协定、重点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双边共识尽快落实。
要制定相应的促进与支持政策措施，包括：对公司开展海外投资与合作的项目可以给予所得税优惠和关税优惠鼓励；制定相应的金融、保险促进与支持政策措施；制定相应的外贸和外援促进与支持政策措施；积极动员各方力量，搭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国际产能合作的情报平台与情报网络体系，比如，由商务部在主要投资国设立专门的“中国驻外商业服务机构”，负责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和机构提供相关服务；研究建立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库，向相关企业提供国外项目信息；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优先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知名金融机构合作。
从国际经验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征信、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在跨国产能合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要加大支持力度，培育相关中介机构，并推动中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征信、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走出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关服务。
2.坚持合作共赢，积极实施本土化策略
企业“走出去”后，面对东道国陌生的法律法规、经营习惯、劳工素质、人文环境等问题，若中国企业和人员直接出面处理，可谓困难重重，而若善用外部力量去解决，则事半功倍。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重视与当地有实力的企业、经验丰富的国际公司、相关金融机构等合作，有效规避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外汇风险、治安风险等。要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本土采购力度，尽可能地雇用当地员工，带动当地中小企业和配套产业发展，争取当地民众与社会势力的支持。同时，加大对海外项目安全、质量、环保等因素的投入力度，使企业声誉、信誉通过良好的安全记录和高质量的项目标准而得到提升。
3.创新商业运行模式，提高产能合作成功率和经济效益
创新运用PPP模式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和产能合作。借鉴国开行在国内设立“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平台公司”的成功经验，发起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由中资公司以美元和人民币投资、相关国家授权企业以矿产资源入股的形式，把相对高收益的资源产业开发与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解决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期长、回报低、融资难的问题，进而促进产能合作。
积极实施“基础设施建营一体化”。以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业务是施工总承包或EPC总承包，不仅没有全面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使自己居于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价值链的底端，利润微薄。今后，要将“基础设施建营一体化”作为重点工作来推进。“基础设施建营一体化”，重点是加大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将以工程建设为主体的对外工程承包业务链前伸后延，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基础设施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在价值链体系中实现从“汗水建造”向“智慧创造”转变。
4.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培养和延揽国际化人才
在国际产能合作中，企业面临各种风险和障碍，如何在海外生存？打铁还需自身硬，关键是企业要增强国际竞争力。日本跨国公司“母子工厂”体系为我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思路。所谓“母子工厂”体系，就是将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的产能作为承载一般产品和技术的“子工厂”，而将中国国内的工厂建设成为具有技术支援、开发试制、先进制造技术应用能力和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功能的“母工厂”，通过“母子工厂”体系建设，既有序推进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和转移，又通过提高本土的生产效率提升竞争能力，解决要素成本快速上涨的问题。
建立多元化海外用人机制，大力实施“中高级管理人才国际化，基层管理人才及操作人员本土化”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中高级人才国际化即引进一些具有国际经营能力、熟悉国际运营模式的高级人才，利用外籍雇员的语言和管理经验上的优势，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在中高级国际化人才的开发上，要采取内部培养和外部延揽相结合的措施。
5.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降低产能合作风险
为应对和降低产能合作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世情、国情、社情、民情研究。科学评估相关国家投资风险，谨慎选择合作东道国，应作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前置条件。
当前我国正在加强智库建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动员智库力量，加强对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产业、环境等方面的分析研究，为“走出去”实施产能合作提供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