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重要矿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 文献综述
资源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之一，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需多言的，但是资源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往往并不是最受关注的要素。Raleigh Barlowe（1960）认为：自然资源与土地曾被早期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作为经济生产过程中一种主要的投入要素，而当代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却对这一要素很不重视，在他们的著作和教学中很少考虑这一要素，或根本不予考虑，甚至连将土地和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无足轻重的贡献要素都不想承认。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资源利用路径的转换，种种现实使得人们不得不承认可能资源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所谓约束，当然这里我们所谓的经济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增长这一数量维度。
1.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约束吗
对这一论点，经济学家被两分为所谓“悲观者”和“乐观者”两大派别。
悲观者起源于Thomas Malthus。边际收益递减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也同样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是固定比例，而可变投入是土地。资本和劳动投入到一个固定数量的土地，会带来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减少。加上假定人们生育的倾向，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将几何增长而农产品产出只是算术增长，所以对食品的需求必然会提高，最后导致大部分人口会处于一个仅仅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平。在他之后，Jevons（1865）也论述了英国煤矿的耗竭，以及开采成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英国工业竞争力产生的损害。Ricardo（1817）认为土地只是相对短缺而不是绝对短缺，土地是个异质性的资源，可以通过投入使得土地改良。基本结论是：原材料生产的单位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资源可用性受目前利用率和累积用量影响。由于该模型假定边际收益递减，因此李嘉图也认为经济会因为资源约束迟早会停止增长。而到了现代，由于二战后美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忧虑渐渐增加。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Meadows等，1972），预测了21世纪初期可怕的后果，除非人口和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洪银兴（2000）认为经济增长模型中应包括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资源经济、劳动经济、资本经济、技术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知识经济阶段，而在我国现阶段可以说这五种经济都存在。特别要注意的是资源经济还占相当大的比重，或者说，在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资源。李京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约束——资源及环境双重约束，并且认为这种约束很严峻。李培育（2005）认为自然资源可能会成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而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是乐观者，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没有考虑技术的进步和相对价格克服稀缺的能力，比如Solow（1974），Nordhaus（1992）。乐观主义者的信条可以（Neumayer，2000）总结为，如果从经济学意义上如果一种资源A是稀缺的话，价格（市场机制）将有四种交互作用：（1）B资源对A资源的替代，以及需求从A资源密集的产业转移；（2）价格上升推动勘探、开采以及回收，其后A的价格会下降，显示为经济稀缺性的缓解；（3）人工资本替代；（4）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单位产量的资源投入，同时技术进步也可能使得开采成本降低（或者开采一些低品位的矿藏）。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可持续”和“可持续发展”上。Nordhaus（1992）认为有两种新的增长极限，一为地球可能无法承受工业带来的污染和废弃物；二为人类缺少意愿和能力去将这些外部性内部化。Krautkramer（1998）认为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商业勘探、开采一般只看到其中的一种或者数种。对某种元素的开采或者过度开采会给生态系统平衡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是如此的不完整，以致我们不可能对长期相互之间的影响以及持续发展的能力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对生态系统不同部分产权的赋予以及商业开采带来的外部性应该考虑如何内部化。茅于轼（2005）认为，不存在资源约束，只存在市场不运作。市场经济有两大特点：一是能够充分利用生产和消费的可塑性。稀缺的资源可以少用，拿丰富的资源来代替。二是能够引导科学技术减缓资源短缺所造成的压力。这两个特点都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起作用的。只要市场正常运作，就能通过价格机制解决问题。樊纲（2001）也认为，经济增长不存在资源限制问题，技术可以替代资源短缺问题。卢锋（2002）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因素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条件。
2.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机制
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途径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所谓资源耗竭对经济增长可能的约束，是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增长理论把资源引入生产函数，但往往都会把资源当作一个固定的量以一定速率进行消耗，他们关注的都是经济会不会停止增长，经济会不会得到一个持续增长。在1974年《经济研究评论》杂志著名的专题里面，Dasgupta和Heal（1974）假定没有技术进步，只有固定的不可耗竭资源，同时省略了人口的增长。由于一个正的折现率以及固定的资源耗竭，这使得模型的主要结果是，当时间趋向无穷时，效用函数最后会趋向于0，这对后代人肯定不是件好事情。这样的经济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这会得到一个悲观的未来。Stiglitz（1974）的基本模型中有三种投入：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以一个外生的指数形式进入。也没有折旧，人口增长率固定为n。他认为由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可以得到一个平衡增长率。技术进步非常大的话，可以抵消资源耗竭的效果。技术进步越大，平衡增长率越高。Solow（1974）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集中于如何能得到一个固定的消费的必要条件。他的基本结论是如果忽略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虽然资源流量会下降，但是C-D函数式的生产会通过一个资本积聚路径得到一个固定的消费。当然新古典增长都假定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这是一个缺陷。内生增长理论自罗默和卢卡斯的开创性贡献以后，对自然资源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其结论与新古典理论基本相似，一般认为技术进步（或者说智力资本的积累）都会使经济达到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Aghion和Howitt（1998）用熊彼特式的创新来引入技术进步，创新以一个随机形式出现，分别研究了可再生的环境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结果在稳定状态下，产出和有形资本K同时增长时，社会的边际产出并没下降，前提条件是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比有形资本的积累速度快，抵消了资源利用的不可逆转的下降。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经济都会达到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消费的增长是无限制的。另外国内外很多其他的研究结果最终结论是相似的（Bretschger，2003；彭水军和包群，2006）。
第二，价格渠道，这其实包含了多方面的思考。首先价格往往被认为是短期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石油价格的暴涨（1973～1974年，1978～1980年，1989～1990年）使得世界经济发生了衰退。在这方面有很多理论和实证的研究。Hickman（1987）检验了能源价格的宏观经济冲击，Eastwood（1992）则以一个依赖性经济为起点，运用一个三部门的模型（石油部门、不可贸易品部门、可贸易品部门）解释了价格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以美国为例进行了实证。李钢等（2007）认为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容易发生波动，而由价格机制调节平衡需要很长时间，这无疑会带来福利的损失。价格的另一方面会涉及所谓“资源诅咒”的问题，Auty（1998）和Mikesell（1997）都认为因为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品的收入波动性很大，特别是由于价格在短期的剧烈波动，会带来矿产经济国家经济衰退，Mikesell（1997）发现1972～1992年，初级品出口比例高的地区的贸易波动的剧烈性是工业国家同期的2～3倍。收入的波动性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收入的波动性会使得无法执行一个审慎的财政政策，这种波动性也会给投资者造成影响。另外还值得考虑的是由于价格波动带来的横财往往是被消费而不是被投资（sachs and warner，1998），这当然会影响资本形成。
第三，是所谓更广泛的“资源诅咒”问题。关于“资源诅咒”最早见于1993年Auty，当然，资源诅咒并不是一个绝对规律。一般来说，其中的传导机制除了价格的波动外，还有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Kindleberger，1956；Brohman，1996）；荷兰病，Corden和Neary（1982）以及Corden（1984）都主要侧重于挤出效应；人力资本等投资的不足，Sachs和Warner还有Gylfason等人已经证明，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开采部门本身对熟练或者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严重不足。2001年，Birdsall等人重新构造了一个模型试图将收入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资源丰度放在一个框架内解释。
3.如何衡量资源的约束
就目前来看，由于对资源约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同时，就资源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约束也没有一个定论，因此对其衡量也就成为一个难题。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静态思维来衡量耗竭年限，这也是最常见的（曲福田，2001）。最简单的是：
，直接用当前储量除以当前一年的开采量或者利用量。或者考虑利用量以一个固定值增长，公式为：
，R（t）=R0×e，r为利用量增长率，
为T年内资源总利用量。那么给定储量，可以计算出耗竭年数T。
另外一类方法是基于标准的资源经济学范式中的Hotelling法则。由此出发，衡量稀缺性有三个指数：价格、开采成本、使用者成本。Barnett、Morse（1963）仅仅关注开采成本，用单位产出劳动和资本成本来衡量，他们用美国1870～1958年的农业、矿产、森林、捕鱼的数据进行检验，这期间人口增长了4倍，年产出增长了20倍，采掘业的产出增长了大约6倍。农产品这段时期增长了4倍，而单位成本却下降了1/2（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成本），如果仅仅包括劳动则下降了1/3。在这段期间美国对矿产资源的使用增长了40倍，但单位开采成本却在1920以后以飞快的速度下降。关于真实价格的研究往往得出的是很多资源的价格在长期来看是下降的，并且Krautkramer（2002）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价格的下降同时还包含了资源开采带来外部性内部化的一些成本。使用者成本或者说是租金是衡量资源存量的边际价值的最好方法，但是这部分信息很难计算获得，同时许多资源存量不进入市场交易或者不能经常交易。Halvorsen（1984）为了克服垂直一体化的影响，运用对偶理论，应用加拿大金属采掘业的数据，计算了影子价格，结果未处理的矿石的影子价格下降，而加工后的则价格上升。Krautkraemer（1998）构建了使用者成本的时间序列并且对不可更新资源的价格进行了各种检验，认为使用者成本也是一直在下降的。
第三类方法是比较贴切的一种衡量，基于增长模型的衡量。即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假定资源的一定耗竭率，与之对应的情况是如果人均资源不下降，这两种假设状态都会得到平衡增长率，两个平衡增长率之间的差是所谓“drag”，对此有很多的检验，如Nordhaus（1992），薛俊波、王铮、朱建武、吴兵（2004）等。
二 矿产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估计模型
矿产品供求平衡也受价格机制的调节。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会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从而供求在新的更高价格水平上达到平衡；而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会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从而供求在新的更低价格水平上达到平衡。但矿产品与其他商品的区别是矿产品供给与需求的长期价格弹性均较高，而短期价格弹性均较低。表13-1是价格上涨后，供给增加及需求减少的具体途径的时滞。
表13-1 矿产资源供需调整的时滞
从表13-1中可以看出，总体而言，无论供给增加还是需求减少的时间均很长，从而使供求不平衡时，通过价格调节机制实现供求平衡的时间很长。矿产资源容易出现供给相对不足，与供给相对过剩交替出现的局面。在价格表现上，就是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从而使价格会长期脱离均衡的价格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及国民福利。所以我们认为：资源约束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由于仅靠价格机制调节资源类产品供求平衡时间过长，在价格机制实现供求平衡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的企业破产，从而可能使大量的生产要素不能相互结合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另外，企业在短期内的大量破产所造成的动荡成本，社会是难以接受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较大，而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较小。下面我们分别估计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及短期约束。
1.对经济增长估计的短期模型
假设一个经济体的矿产资源全部依赖进口，经济体的价格水平维持稳定。由于某种原因进口矿产资源的价格快速上升。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由于矿产资源短期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矿产资源使用量变化不大[1]；则进口矿产品需要增加大量支出。矿产资源进口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两个效应来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一个效应是当期成本的增加，另一个效应是减少了下期的需求。
我们假设一个两期的基本宏观恒等式，设当期进口支出增加了ΔCt，上期进口支出增加了ΔCt-1，当期减少的经济总量为ΔYt。假设消费乘数为k1，投资乘数为k2，假设消费边际倾向为a，则应有
ΔYt=ΔCt＋k1aΔCt-1+k2（1-a）ΔCt-1
=ΔCt＋［（k1-k2）a+k2］ΔCt-1
实际中投资乘数与消费乘数相差很小，而a又小于1，所以
（k1-k2）a≈0
则上式可以简化为
ΔYt=ΔCt＋k2ΔCt-1 （1）
因而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可以用（1）式来估计。
2.对经济增长估计的长期模型
为简单计，我们假设经济增长方程为C-D函数形式：Y=AKαLβ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为：
LnY=A+αLnK+βLnL （2）
假设K的增长为m倍，其他因素不变，假设Y增长为n倍，则
LnnY=A+αLnmK+βLnL
上式可以变形为
Lnn+LnY=A+αLnK+αLnm+βLnL （3）
（3）减（2）式为
Lnn=αLnm （4）
上式可以变形为：
n=mα （5）
我们利用（5）式对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进行估计。
三 中国矿产资源进出口数据及ΔC的估计
1.矿产资源的进出口数量及金额
我国主要矿产资源2001～2006年进出口数量如表13-2所示。从表13-2中可看出2001～2006年我国矿产品进口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出口量减少或者变化不大，因而矿产品资源净进口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我国主要矿产资源2001～2006年进出口金额如表13-3所示。从表13-3中可看出从2001～2006年我国矿产品进口总金额每年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出口金额变化不大，因而矿产品资源净进口金额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2.矿产资源的进出口单价
根据表13-2及表13-3我们可以计算出每年矿产品进出口的平均价格，如表13-4所示。从表13-4中可看出，2001～2003年的矿产资源的价格水平变化不大，有涨有跌；而2004～2006年矿产资源的价格水平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计算出2001～2003年的平均价格，作为基准价格来估计2004～2005年进出口矿产资源的金额，当然这个金额不是实际发生额。如表13-5所示。
3.ΔC的估计
我们将表13-3及表13-5中的净出口金额统一列在表13-6中，将表13-6中的第一行减去第二行就可以得每年的ΔC。根据每年年中的汇率（每年6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可以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从表13-6中可以看出，每年的ΔC呈现快速增大的趋势，2004年ΔC为1112.5亿元，到2006年已经增长为4006亿元，增长了近3倍。
表13-2 中国2001～2006年主要矿产品进出口数量
表13-3 中国2001～2006年主要矿产品进出口金额
表13-4 中国2001～2006年主要矿产品进出口价格
表13-5 以基准价格估计的2004～2006年矿产资源的进出口金额
表13-6 ΔC的估计
四 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估计
1.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短期影响的估计
下面我们根据（1）式来估计从2004～2006年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要想用（1）式进行估计我们还应知道k2（即投资乘数）的大小。不同的学者对中国投资乘数估计相差较大，从我们掌握的文献看，最低为1.53，最高为5.3，大部分学者的估计在2左右。我们采用2作为投资乘数来估计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经济的约束。估计的基础数据及结果如表13-7所示。
表13-7 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估计
从表13-7中可以看出，矿产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绝对值也在不断增长。2004年为1112.5亿元，到2007年增长到12017.9亿元；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大，2004年影响经济增长0.82个百分点，到2006影响经济增长4.96个百分点，估计到2007年将影响经济增长5.74个百分点。从短期来看，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2.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影响的估计
前面我们估计了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下面我们来估计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我们利用（5）式对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进行估计首先需要对α值进行估计。目前国内有很多学者对α进行了估计，不同学者对于α的估值相差较大，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学者估计的α值处于0.45～0.76之间，大部分处于0.6左右，因而本文以0.6作为α值进行估计。
使用（5）式估计，我们还必须知道目前的资本存量。但不能直接采用固定资产的净值，而必须进行价格调整。目前也有很多学者对我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我们利用张军的估计为基础数据进行调整。我们估计以2005年价格计，中国到2006年资本存量为59.92万亿元。
2004～2006年累计的ΔC为7693.6亿元，假设其中为40%转化为了固定资产则为3077.4亿元。因而矿产资源对资本存量的影响为3077.4亿元，折算为m为1.00514，则根据（5）式估计的n为1.0023，即影响经济增长0.23%，也就是说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大约为0.23%（每年大约为450亿～500亿元）。因而长期来看，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
五 结论
我们利用2001～2006年我国矿产资源进出口数据对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当然这个估计还比较粗糙，比如估计长期时假设就业人口的不变，某些变量和参数的严谨性还待继续研究，但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并且说明的问题是极其深刻的。
（1）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矿产资源约束减少经济增长2004年为1112.5亿元，2006年为9156.2亿元，到2007年预计为12017.9亿元以上；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大，2004年影响经济增长0.82个百分点，到2006影响经济增长4.96个百分点，估计到2007年将影响经济增长5.74个百分点以上。
（2）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有限。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大约为0.23%（每年大约为450亿～5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