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业转移发展趋势与城市圈发展经验借鉴
第一节 国外产业转移及其发展趋势
国际上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及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和新经济在全世界高速发展之前的这一阶段。这三次产业转移的特征表现为同类产业整体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呈梯度转移。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产业技术还是经济都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美国最先实施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美国在其境内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化工等，以及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通信、半导体、计算机等，而将传统产业如纺织、钢铁等向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直接投资式进行转移。在承接美国转移出的轻纺工业后，日本等国由整体经济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很快转变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与此同时，日本大力扶持发展化工、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进口替代，至此其产业结构实现了调整。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进，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持续出现，产业升级的速度也因此变快。美、日、德等国把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向外转移，转而大力发展电子、生物医疗和航空航天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钢铁、汽车和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进口替代之后，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并且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轻纺工业。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重化工业遭到了严重打击，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先后将重化工业如造船、钢铁和化工等，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家电、汽车等进一步向外转移，转而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如新能源、微电子等，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同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也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而渐渐丧失。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它们积极对自身产业结构进行转换调整，并将现无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后起的东盟国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产业发展也愈来愈全球化，产业转移更多地表现为全球化产业链上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经营链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异的国家之间的梯度转移。美国个人计算机行业打开了新纪元，这个时代着重表现为产业的模块化发展，而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产业转移。产业的全球化进程在模块化生产条件下实际上就是产业链条的国际转移进程，不同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容有了一些变化。产业转移由之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依次由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再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逐渐演变为产业链条由低端到部分终端甚至高端环节在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移。发达国家由于知识及技术发达则主要从事研发和销售服务等环节，跨国公司主要负责直接投资和生产外包，而世界所有产业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则开始大范围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
实践中，国际产业转移的历次浪潮和产业的升级换代密不可分。各国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在产业发展中有规律地进行变化，产生了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内在要求的结果即重化工业、轻纺工业和高科技产业梯次性由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再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环境经历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各国的开放政策及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持续发展改变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和条件。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特点及趋势。①产业转移以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之下，传统产业由于高新技术的升级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主要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也逐渐转变为知识型服务业。世界各国随之集中力量研究高新技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也逐渐转变为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②跨国公司为产业转移的主体。数据显示，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50%以上的国际贸易额，70%的国际技术转让，80%以上的新工艺、新技术、专有权以及90%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从这些信息来看，跨国公司已承担了全球资源配置的职责。③整体转移产业链条趋势明显。产业转移更加重视综合知识优势如国家人才、技术、研发能力和信息基础设施、体制条件等。与此同时，转移方式也变得多样化。
第二节 国外城市圈发展经验借鉴
所有成熟都市圈向更成熟方向的发展都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市圈产业组织结构的变迁有利于都市圈经济职能的变化。由此看来，都市圈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因此，对于怎样协调好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产业布局的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日本的东京都市圈与美国的纽约都市圈分别是全球六大城市圈之一，具有成熟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合理的产业分布结构。二者在城市圈发展的过程中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日本面临的问题是核心城市产业过分集中造成的城市化问题，比如住房短缺、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等问题，这些属于城市自身的内部承受力不足导致的内部问题。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制造业衰落、如何培养新兴产业，以及转移落后产业的问题，这些属于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外部问题。而我国构建京津冀城市群既面临着核心城市承受力不足的内部问题，也面临着产业升级、转移落后产业的外部问题，以上两国根据本国实际分别找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日本东京都市圈产业转移经验借鉴
图3-1 东京都市圈
东京是世界公认的城市化建设先进的国际大都市。东京都市圈又称东京首都圈，是指以东京为中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的地区，按照初始规划面积主要涉及东京都、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群马县、茨城县、山梨县和栃木县等一都七县（见图3-1），面积36274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9.6%，人口4354.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4.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00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多。其中，一都三县的范围人口密度更高，能够达到每平方公里2721人。东京都市圈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到了全国的1/3，而制造业、服务业更是高于60%。东京都市圈是享誉世界的城市集聚区，其城市化水平高达80%以上。
1.东京——经济与政治中心
东京集日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于一体，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且与纽约、伦敦并称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东京都市圈内许多政府行政机构、教育文化机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业等服务行业都集中于此地域，与此同时，该地域还不乏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等发挥着巨大中枢作用的机构。
2.神奈川县——工业与物流中心
神奈川县是日本的四大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发展态势好。神奈川县随着东京长时间城市化的演化和县郊区化的不断进展，其中心城区的职能也随之开始转移，由此导致神奈川县区域的功能定位变得明显。从其区域中来看，一方面，横滨市作为日本第二大规模的城市，拥有许多国家行政机关、众多的尖端产业以及企业总部。进一步来看，横滨港还是日本最大且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港。横滨国际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促进了其在国际交流方面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了神奈川县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信息的对称。另一方面，神奈川县区域的另一个重要地区川崎市是重工业的中心，其主要职能为生产制造及研发等。川崎港的职责主要是为企业提供原材料、成品，它与横滨港功能互补。随着神奈川县区域内港口优势的不断扩大，其已逐渐成为东京都市圈物流产业和工业所在地。
3.琦玉县——副都与运输中心
琦玉县作为日本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网络发达而密集。琦玉县区域功能定位于东京副都，部分政府职能的转移功能由其承担。如今，它逐渐承担了政府机构、商务休闲、住宿餐饮等职能。浦和市作为琦玉县的政府行政中心，拥有商务和国际交流作用。大宫市作为琦玉县的经济中心，其服务业、商品业较发达，商务作用明显。
4.千叶县——商务与货运中心
千叶县在日本属于重要的工业县，其作为工业聚集地在国际交流、国际空港、商务、海港等方面作用明显。作为县政府所在地，千叶市港口主要负责长期输入日本的原料，进而主要承担了国际商务的职能。与此同时，木津市也在进一步推进研发、商务职能，特别是对贸易和旅游两方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东京国际机场位于成田市，不论对于东京都市圈还是日本来说都是重要机场之一，对国际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该区域集聚了物流、临空产业以及商业的职能。在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东京都市圈内各区域的功能表面看来各自只有其单一的职能，但是汇集在东京都市圈内之后，各区域之间联系紧密、分工协作、产业互补，集聚的整体作用优于单个区域城市功能的单纯叠加。都市圈之内的所有核心城市在借助了东京的资本优势之后，都形成了自己的产业特色，它们不断发展与东京经济错位的产业结构，进而增强都市圈整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开始腾飞，东京都市圈也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但在发展的背后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有轨电车、地铁、私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推动了东京郊区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城市经济和人口急剧增长，市区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不断加强，这导致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市区用地的增加，形成了单中心高度集聚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单中心集聚带来了负外部性效应，如城市环境恶化、污染严重、住房短缺、交通拥挤等问题。日本政府将东京都的城市功能进行分化，对本地产业进行转移，稀释过于拥挤的东京人口，减少了城市压力，也带动了周边的发展。
综观这一产业转移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与借鉴。
第一，产业转移要依据市场选择。日本政府对于GDP是不考核的，企业根据成本收益来决定区位。在首都圈之内，对土地、交通、人力要求不同的产业聚集于不同区位。东京聚集了许多大型企业总部，其劳动力成本高且地价最高，第三产业占比高达86.1%。当下，东京以出版及通信行业等技术产业为主。山梨县和关东三县距东京较近，地价较便宜且交通方便，因此承担制造业职能。群马县、茨城县和栃木县GDP中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3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7%），但其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低。工业区域主要位于东京周边地带，基本形成了机械制造、有色金属、石化工业等各种产业分工。其中茨城县和栃木县有色金属产业的比重约为5%，茨城县和千叶县的钢铁产业比重约为10%，并且在逐步增长。山梨县和茨城县的机械制造业比重高于20%；栃木县、群马县汽车等运输机械制造业比重较高。临海的千叶县等地化学工业比重高达20%以上，并且在逐步增长。石炭、石油工业在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的比重持续上升。
第二，政府要合理引导产业转移。日本政府于1956年制定了建设首都圈的基本法，即《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与《首都圈整备法》，每十年对都市圈规划进行一次修订，指导并规范都市圈内部各县市。作为日本产业发展的巨大动力，首都圈内所有县市都对东京都的这片资源群加以依托与利用。这些县市通过对自身进行合理规划，明确自身的产业定位，以期得到自己特殊的功能地位。从东京都产业转移至神奈川县来看，横滨市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利用其近代工业基础，大规模地在东京湾沿岸实行填海置地，并以优惠政策为辅进行招商引资，以此吸引了东京都的工厂企业。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横滨市已经形成了总面积达3340.9万平方米的临海工业带和67个内陆工业园区，其中有2332家企业入园，而值得关注的是超过一半的企业由东京城区迁来。由此看来，东京周边的各个地域因为及时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遇，精确定位，采取措施，不但帮助东京冲出了产业发展的瓶颈期，而且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建立了贯穿东京、横滨和川崎长达60千米的京滨工业带。
第三，产业转移要利用自身优势，错位发展。都市圈内部各地以市场化发展为主，根据资源禀赋和城市功能分类理论，首都圈各县市凭借各自的地理条件和产业基础，开辟具有互补性的特色产业（赵儒煜等，2009）。这种错位的发展即便是开发同种资源、同一产业，各个产业区域也都有差异化。例如，对于观光旅游业，群马县等北部地区主要为山林观光；千叶县等东部地区主要以牧场和海滨为观光区；南部岛屿地区则以海岛度假系列休闲娱乐产品为主；而山梨县等西部地区主要为富士山等世界遗产观光区，各个区域无一重复，各有特色。
二 美国纽约都市圈专业转移经验借鉴
纽约都市圈，作为世界六大都市圈之首，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横跨10个州，其中包括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纽约和华盛顿5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如图3-2所示。此都市圈人口已经达到了6500万人，占全美总人口的20%，并且城市化水平高于90%。纽约都市圈被看作美国经济的中心，它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纽约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而它更是占据了区域内的核心地位。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聚集于波士顿郊区的128号公路两侧，波士顿因此有了“美国东海岸硅谷”的美誉。
图3-2 纽约都市圈
作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先驱，纽约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是全美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纽约为代表的整个东海岸地区制造业下滑严重，大量的纺织厂、橡胶厂、皮革厂纷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一时期的美国乃至西方社会都陷入“滞胀”的经济危机之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生物制药、核能以及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以及里根政府宽松的经济政策，减少政府干预与税赋，激发了经济的活力，带动了纽约都市圈乃至整个美国服务业以及高新产业的发展。
1.纽约——金融与贸易中心
作为美国最大的港口城市，纽约拥有最大的商贸港口，承担着集装箱集散运输职能。以铁路交通为主的纽约，为整个大都市圈的运输提供了最重要的服务，并且其也建立了世界上最长、最快捷的地铁交通。除铁路交通枢纽之外，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也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约50%的进出口货物和美国航空业务及35%左右的国际客运额。正如以上所述，纽约拥有的这些优势，促使其在纽约都市经济圈中占据了首要位置。
20世纪初，美联储总部在纽约的设立凸显了纽约在美国金融业中不言而喻的中心地位。目前，纽约聚集了世界著名的跨国银行及众多全美著名的大银行总部，纽约对整个都市圈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华尔街上的美联储、摩根士丹利、高盛、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著名的金融机构。纽约金融中心国内外市场的紧密联系及其在电子通信技术方面的普遍使用，为纽约都市圈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而又丰富的信息和资本。我们不难看出，纽约金融中心的辐射功能对纽约都市圈内城市的发展意义非凡。虽然纽约为美国的政治中心，且为世界著名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但它属于为数不多的非首都城市。1946年，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的设立大大提升了纽约的国际政治中心地位。
此外，纽约的商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也很发达，是全美的商贸和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其中，印刷、服装、化妆品等行业在全国居第一，而军火生产、机器制造、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也拥有着重要地位。由此看来，纽约在经济职能及区位方面都处于都市圈的核心，具备了地位与地理的双核心。
2.费城——制造业与运输中心
费城作为美国的第五大城市，是纽约都市圈内排名第二大的城市，对都市圈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回忆美国历史，费城曾经是美国的首都，此城市最具历史意义，其博物馆保存着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许多古迹文物。
费城在纽约都市圈中处于中部，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经济结构多元化，港口便利，这使其定位明确。与此同时，作为全美主要制造业中心，费城在美国东海岸地区是重要的造船和钢铁基地。除此之外，其主要产业还有航空、国防、制药、电子、教育、制造业和交通服务业等。费城港也是全美重要港口之一，港区岸线长80多公里，拥有300多个码头，港口设施齐全。据统计，费城拥有全美第二的港口集装箱容量及第四的进口货物吞吐量。此外，从交通网络方面来看，费城密集的铁路干线和公路网与其港口很好地连接了起来，这为其水陆联运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费城整个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其港口的带动紧密联系，成为纽约都市圈的交通枢纽。
3.华盛顿——政治与金融中心
华盛顿作为美国的首都，拥有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最高指挥机构，是政府主导的区域。华盛顿是超级政治中心，它不只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更是全世界的政治重心。华盛顿特殊的政治中心作用为纽约都市圈的发展添上了一笔浓厚的政治色彩。华盛顿特殊的城市条件，为其城市作用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优势。一方面，对国际经济拥有很大的影响。具体来看，华盛顿坐落着世界银行、美洲发展银行等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总部。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政治重心及美国政治文化中心，华盛顿在承担其首都职能之时，也有着重要的政治决策作用。
由于华盛顿在都市圈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因此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宏观方面推进纽约都市圈经济发展的。众所周知的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纽约都市圈经济下滑，华尔街遭到重创，许多金融机构亏损。在此危急之时，华盛顿不失所望地显示出了其政治核心的地位。当时，纽约都市圈充分利用了华盛顿的政治核心职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通过其得到了许多经济信息，从而坚定了华盛顿世界政治中心的核心地位。
4.波士顿——科技与教育中心
事实上，纽约都市圈不仅是我们所熟知的世界金融服务中心，而且聚集了世界上的高新技术产业。而波士顿就是纽约都市圈现代化科技中心的显著代表。波士顿是美国重要的科技与教育中心之一，集聚了金融、教育、建筑、运输服务以及高科技等产业。波士顿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区，在其郊区的128公路附近拥有上千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除此之外，波士顿还聚集了像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这些高等学府为研究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源源不断的人才需求提供了可靠保障。不仅如此，州政府还联合波士顿市政府，成立了许多专门性的中间机构，如生物技术委员会、中小企业研发创新辅助机构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在生物、电子、国防等行业的不断发展，波士顿逐步与“硅谷”齐名，成功地成为高科技聚集地。到了20世纪90年代，波士顿为了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了产业经营与服务的范围，并实行了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政策。波士顿郊区128公路两侧发展迅速，其信息服务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软件及电子通信企业也在不断创立。波士顿地区新的高新技术经济支柱产业变为了电子信息、计算机制造和生物技术等产业。同时，波士顿科技与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服务业的支持。波士顿金融业的投资份额虽然只占到波士顿经济的8%，但其主要集中于对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投资，这使得波士顿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因此，波士顿主要承担着为纽约都市圈提供高新科技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角色。
综观这一产业转移的过程，对我们有以下的启示与借鉴。
所有城市的成长都伴随着其产业结构经历了主导产业的更替到关联产业的发展再到新兴产业的诞生三个阶段。都市圈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趋势便是纽约都市圈内各等级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这从反面也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市圈的发展促使其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核心城市中服务性产业如贸易、金融、保险和高新技术等持续发展，并逐步替代传统制造业而成为都市圈经济的主要产业，制造业则由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转移。都市圈内完备的城市等级体系使得从核心城市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对于等级较低的城市来说还有许多发展空间，制造业会逐渐成为等级较低城市的支柱产业，从而实现都市圈产业组织结构的梯度发展。
纽约都市圈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首先，在新的发展环境下，要重视金融与科技的作用，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必须是该区域的金融与科技中心。在很大程度上，纽约都市圈正是得益于本地强大的金融和技术的支持而实现了区内产业转移。拥有着美联储、纽约证券交易所、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著名金融机构的纽约华尔街，掌握着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命脉。波士顿郊区128公路附近聚集了数以千计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同时拥有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等学府，其向研究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与科技支持。金融中心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灵活便利的资金保证，强大的科研机构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持，同时金融与科研又吸纳了大量的人才，带来了对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服务业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本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区域内其他企业提供资金、市场和科技支持，使得区域经济得以全面高速地发展。
其次，明确都市圈内部的定位。对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发展要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进行规划，产业结构要呈现出横向集聚化，纵向链化的发展趋势。在共同市场内，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群中的自由流动促使了人口和经济活动更大规模地集聚，从而形成城市群巨大的整体效应。从具体产业发展来看，整个区域内的汽车、钢铁、能源、造船能力均较强，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从整体城市定位来看，综观纽约都市圈，纽约是金融与贸易中心、费城是制造业与运输中心、华盛顿是政治与金融中心、波士顿是科技与教育中心，各城市之间定位明确，形成了协调发展、齐头并进、互补互进的局面。
最后，要组建跨行政区的协调组织或地方联合政府，重视民间协调组织与规划机构的作用。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地方政府之间属于平级机构，因此可能会出现默契程度不够、政令不统一、规划不协调等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当地涌现出了大量的区域协调组织机构，这之中既有政府官方支持的组织，也有民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这种民间协调组织与规划机构，一般对当地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深入，能够提出相当有效的合理建议。1898年成立的大纽约市政府、1929年成立的区域规划协会、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纽约大都市区委员会等，这些组织的成立大力推进了区域合作和区域规划，在区域规划和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形成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