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现状与前景
2006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在今后3年内，在非洲地区建设3～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2007年2月，首个中非经贸合作区在赞比亚揭牌。至2011年底，中国已在赞比亚、埃及、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五国建立了6个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正在建设的16个国家级境外合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6个经贸合作区整体运行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已初步显现。
一 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现状
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与运营5年来，采取循序渐进的开发方式，现已取得以下初步成效：
（一）招商引资工作稳步进行
中非经贸合作区6家承办企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当地的资源禀赋，以及东道国与国际市场情况，制定了符合合作区发展方向的园区建设规划，产业定位明确。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为“一区两园”，其中谦比希园区以有色金属工业为主导，延伸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链，适当发展配套产业和服务业，建设具有辐射和示范效应的以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园区；卢萨卡园区依托卡翁达国际机场的优势，重点发展商贸、物流、加工、房地产等产业，并依此定位将园区分为物流仓储区、建筑材料产业城、增值加工区、办公服务区、中央商务区、高档住宅区，目标是建设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功能的现代空港产业园区。[1]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规划为4个产业功能分区，分别是纺织服装产业区，包括纺织、印染、成衣、纺织制品及服装饰品、金属饰品等企业；石油装备产业区，包括石油设备生产制造企业；汽车产业区，包括汽车组装厂、汽车零部件生产配套企业；电器产业区，为高低压电器配套产业入驻园区提供发展空间。[2]
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规划为6个功能板块：旅游度假板块可容纳度假酒店、高等级餐饮、娱乐等产业；商务商业餐饮板块可容纳商务酒店、会展中心、商业街、超市、加油站等产业；房地产开发板块以开发别墅、公寓、职工宿舍为主；教育板块可容纳英语、法语、中文三种语言学习以及职业培训、预科学习等；产品加工及物流板块可容纳高科技产业、海产品加工、轻工业、建材加工及物流配送；预留板块处于园区中心地带，为符合园区定位、能够提升园区品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优的项目预留。
尼日利亚广东经贸合作区包括加工园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主导产业涵盖家具、建材、小五金、医药等行业，以及发电厂、水厂、污水处理厂、交通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3]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分为如下产业群：生产制造业，主要包括家具生产、服装鞋帽加工、中高端建材加工、家电生产、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加工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装配、工程组装、电子产品组装等产品装配业两部分；商贸物流业包括现代会展、商贸物流、石油天然气仓储、工业物流仓储等；房地产业包括商业、住宅和工业房地产；城市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宾馆酒店、休闲度假、中介服务、信息服务和其他城市服务业。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以外向型制造加工业为主，重点发展适合埃塞俄比亚及非洲市场需求的纺织、皮革、农产品加工、冶金、建材、机电产业，并有进出口贸易、资源开发、保税仓库、物流运输、仓储分拨、商品展示等功能，将逐步形成集工业、商业、商务、居住、娱乐等多行业、多功能发展的工商贸综合功能区。[4]
从目前招商引资进展看，截至2011年底，6家经贸合作区已吸引不少中国、东道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与之洽谈、签约，协议投资额达到20多亿美元，已入区企业近百家，中方投资企业占主体。例如，在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的28家入区企业中，中资企业有17家，其余为尼日利亚当地企业和一些来自英国等国的外国企业，产业覆盖石油仓储、机械及汽车制造、药品生产、建材加工、家具生产、清关物流、建筑及服务贸易。在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共有入驻企业26家，出租标准厂房37427.5平方米，园区公寓出租和预定数量达到64套，投资服务中心共出租和预定办公室19套，总面积为1579.27平方米的底商已全部出租或预定，工业园1900平方米的仓库也全部租罄。[5]合作区的“投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集群式”发展模式已具雏形（见表1）。
表1 中非经贸合作区投资情况（截至2011年底）
（二）基础设施建设平稳推进
由于6个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起点不同，基础设施建设进展亦有所差异。埃及和赞比亚两个经贸合作区以原谦比希工业园和埃及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为基础，基建速度推进较快。截至2011年底，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起步区1.34平方公里已基本建成。占地1.5万平方米的泰达苗圃公园及环境、道路景观改造工程全部竣工。占地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拥有6栋标准厂房及小型服务中心和餐饮供应场所的中国小企业孵化园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工业厂房首期和960平方米的蓝领公寓于2011年9月份开工建设。此外，综合配套服务中心一期工程已于2009年底完成，包括一座8层楼的投资服务中心、一座7层楼的四星级酒店、2栋员工公寓及底商。还有2栋小的单体建筑分别为俱乐部和餐厅，也于2010年底前全部完工并部分投入使用。目前，合作区内已经设立有货代清关、海运服务公司、银行、中餐厅、广告公司和财务监督办公室，并修建了简易体育馆，设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和健身体育设施。一个生态化、生活化的高标准现代工业新城区已初具规模。[6]
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毛里求斯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不同进展。埃塞俄比亚工业园起步区2平方公里土地已全部平整，10条主干道路框架全部完成，已开挖水井4口，铺设排水管线16050米，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中；已建10000千瓦变电所一座，购400千瓦发电机2台，购1000千瓦变压器6台，新架电缆线5000米；临时办公场所、工程仓库、生活用房、工业一区5万平方米标准型厂房已竣工，园区已具备企业入园条件。[7]晋非经贸合作区的标准厂房、公寓、道路、围墙、变电站及相应的介质管道也均已竣工。
（三）经济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
中非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经济与社会效益开始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带动了中国对非商品出口。经贸合作区初创阶段，为满足园区建设需要，需从中国进口一些实物投资、备品备件及生活物资。尼日利亚广东合作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和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带动国内设备、原材料出口额分别约为2200万美元、4000万美元和3400万美元。
第二，增加了当地政府税收，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提升了东道国的产业发展与对外贸易水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和合作区累计向赞比亚缴纳税费超过1.1亿美元，在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2000多个，赞比亚形成较为完善的以有色金属产业链为主的企业集群发展格局。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业已运营的水泥厂年产水泥25万吨，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且为东道国增加就业岗位800多个。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吸纳当地社区居民1000多人就业。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累计创造产值4600多万美元，2011年进出口额达到3400多万美元，合作区吸纳埃方人员近700人。
第三，通过资助东道国当地公益事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当地社会发展。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搞好合作区开发建设的同时，关切当地社会公益事业，累计捐助近千万美元，包括为当地社区修建道路和公共汽车候车亭，资助疾病防控项目，赞助体育事业，为市政和妇女儿童协会捐款，提供学费赞助等。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曾组织当地人参加的技能培训和文化交流活动，为当地社区修建道路、教堂、水井、水塔、厕所等，捐赠生活必需品，设立支持周边社区的专项发展基金。[8]
第四，通过举办有关经济开发区为主题的研修班，与东道国分享开发区建设经验。2009年5月和6月，中国商务部合作区办公室在商务部培训中心举办了两期“中国开发区政策研修班”，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部分境外经贸合作区所在国政府官员参加了学习，并赴天津、上海、江苏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实地考察。2011年10月，中方举办了刚果（布）经济特区建设部级研讨班，双方就加强开发区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第五，促进中国与经贸合作区所在国友好关系向纵深发展。赞比亚中国经济合作区内设有中赞友谊医院，尼日利亚广东经贸合作区内设有中国援建的一所小学，埃及经贸合作区与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了联合培训中心，为埃及员工开展公共汉语、专业汉语和中国文化培训等。
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与运营时间还比较短，初期的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静态经济效果方面，如促进投资、就业、出口等。技术转移、产业结构升级、与合作区所在国国内经济的融合等动态经济效果尚未显现。
二 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与发展动因
中非经贸合作区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启动并逐步投入运营，与双方政府和企业的认同与支持分不开。中国方面的积极性主要源自以下因素：
第一，设立中非经贸合作区有利于解决中非贸易摩擦问题。非洲是中国海外市场多元化重要地区，随着中非贸易额快速增长，中国大量商品涌入非洲市场，引发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一些非洲国家如南非和埃及对中国产品采取贸易反倾销调查，一些国家则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进口措施，使中国对非出口受到影响。[9]建立中非经贸合作区，将出口产品转移至非洲本土生产，既能有序转移中国国内过剩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又有助于转变中非贸易发展方式，减少贸易顺差，还可利用非洲国家产品进入欧美市场无配额限制或免征关税的条件，销往国际市场。
第二，合理消化过多的外汇储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早在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2011年底超过3万亿美元。如何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已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目前中国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但美元贬值的趋势导致这部分投资不断缩水。将外汇储备用于支持国内企业境外投资，既可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投资，又能支持国内企业发展壮大，可谓一举两得。
第三，为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搭建集群式发展平台。由于中国与非洲大陆相距遥远，国内中小企业对开拓非洲市场存有疑虑。有了经贸合作区这一平台，国内中小企业可联合“走出去”寻求发展，以“抱团”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以群体效应来延伸产业链、降低成本，提升境外投资的总体竞争力。
第四，中国拥有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具有示范效应。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建立了五大经济特区。实践证明，这些经济特区以及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吸收外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提升国内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将这种经验推介到非洲，有可能带动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
非洲国家的积极性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吸引外资流入。大多数非洲国家具有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特征，而由于低储蓄率、高负债率等因素导致国内资本形成能力不足，需要引进外资来支持国内经济增长。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可大大改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
第二，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大多数非洲国家工业发展落后，制造业水平低下，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15%，无法满足民众对工业产品的需求。经贸合作区在吸引大量外企进入的同时，必然会带来相应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转移，进而促进本土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壮大。此外，以非洲当地资源为基础建立的加工企业，会提高非洲资源产业的加工能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第三，增加税收，创造就业。入驻经贸合作区的企业及其所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缴纳税收的形式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企业运营属地化则可为东道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推进东道国的减贫与发展。
第四，期待合作区成为本土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囿于民族资本发展滞后，非洲国家本土企业家发展不成熟，不能对本国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因此，非洲国家非常希望合作区的建立也能吸引更多本土中小企业入驻，向区内其他国家的企业学习和借鉴国际化经营管理经验，在学习中成长壮大，并与外国企业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
第五，为非洲国家经济特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世纪70年代，非洲先后有利比里亚、毛里求斯和塞内加尔3国建立经济特区，90年代以来又有29国建立了114个各类经济特区，但非洲的所有经济特区仅占全球经济特区总量的3%，特区功能也未充分展现。[10]这些国家特别渴望借中非经贸合作区的东风，使旧的特区焕发生机。
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也与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及新增长理论的一些要义相契合。一是“发展极”理论。该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5年首先提出。所谓“发展极”，就是由主导部门或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集聚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些活动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交通服务等多种功能。政府通过特殊政策支持，推动“发展极”自身的发展和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辐射，以期带动整个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而经贸合作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区位、特别优惠政策、多向度产业定位，以及使东道国国内更多的地区受益于经贸区经济发展释放的“回流效应”和“涓滴效应”的预期效果，可谓与“发展极”理论不谋而合。二是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内生增长思路。这是发展经济学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就提出了著名的“边干边学”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或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80年代，罗默提出“知识外溢长期增长模式”，卢卡斯提出“人力资本外在性增长模式”，斯多克提出“新产品引进知识外溢内生增长模式”，对阿罗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与扩展。这些模式都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即发展中国家通过某种形式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加速自己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产生一种“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11]建立经贸合作区恰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使东道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收到边干边学和知识外溢效应，从而促进国内经济长期增长。
三 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前景
建立中非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对非投资合作的新探索，也是推动我国企业在海外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合作区建设既是一项新事物，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合作区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诸多因素。
从优势视角看，以下因素可能有助于合作区的发展。一是政治优势。中国与埃及、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赞比亚和毛里求斯双边关系良好，为双边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赞比亚总统迈克尔·萨塔2011年10月29日在总统府宴请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等中资企业代表时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赞比亚投资，帮助赞比亚兄弟姐妹发展经济”。二是政策优势。我国政府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工作十分重视，2010年4月曾出台有关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举措，从资金、保险、货物通关以及与合作区所在国相关事务协调等方面均给予承办企业务实性扶持。[12]中非经贸合作区所在国鼓励外商投资，并给予经贸合作区一些优惠政策。三是资金优势。合作区承办企业通过商务部、财政部的确认考核后，可得到来自国家2亿～3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持，还可得到中非发展基金、相关地方政府以及非洲国家的支持，使合作区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四是梯度产业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诸多产业领域呈现互补性态势，夯实了双方合作的根基。五是区位优势。除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以外，其他三国的中非经贸合作区位于沿海地区，可节省出口货物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另外，经贸合作区依托所在国加入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以及与发达国家达成的相关双边贸易协议，有利于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从劣势视角看，以下一些因素可能是合作区需要应对的问题。其一，非洲经济特区发展基础薄弱。如前所述，非洲经济特区发展缓慢，且以自由港、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当地政府管理和建设合作区的经验不足，不利于中非经贸合作区的顺利发展。据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有关经济特区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除毛里求斯、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和加纳以外，其他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特区成效欠佳，主要归因于这些特区“缺乏有效的战略规划与管理、政策不稳定、政府管理能力低下”。[13]其二，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束缚着园区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例如，在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所在的三号地块，当地的供电能力难以满足在建大项目的需求，并且合作区供电稳定性不够，突然停电现象经常发生。合作区也无天然气供应，无法保证入驻企业的燃气需求。合作区的互联网仍采用电话线ADSL或DSL上网，传输速度慢，影响企业正常业务的开展。[14]其三，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经贸合作区属开拓性尝试，需要面对园区发展总体策划、开发建设、管理营销等诸多事宜，这需要有跨国经验的海外运营团队、专业的合作伙伴和专家顾问团做支撑。在6个中非经贸合作区中，除天津泰达投资控股公司积累了大量开发区建设经验外，其他5个合作区都存在经验少、园区经营管理人才短缺困境。其四，非洲人力资源水平低下，无法满足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要求。中方企业需要遵循属地化经营原则，但在实际运营中却存在用工方面的供需矛盾。如在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依据埃及2003年12号劳动法中关于聘用外国员工比例的特殊规定，雇用中方和埃方员工的比例为1∶9。但对处于创业期的新入区企业来说，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可能不得不从国内聘用，而埃及的法规却对此形成制约。
从机遇视角看，以下因素有利于经贸合作区发展。其一，中国和非洲经济仍保持较高增势。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基本没有减速，仍保持高速平稳发展态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5个经贸合作区所在国除埃及在2011年出现政治动荡以外，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和赞比亚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2011年四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9%、4.2%、7.5%和6.7%。[15]其二，中国企业正在加速产业转移、实施海外发展战略。目前，中国企业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视为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积极向海外转移过剩的但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以实现企业自身的海外战略发展和升级。中非经贸合作区是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很好平台，企业可在此建立可靠的海外生产基地，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成本。其三，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解决投资不足问题，渴望开放市场，尤其是许多非洲国家为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出现“向东看”趋势，更愿意与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合作。
从威胁视角看，也存在不利于经贸合作区发展的因素。其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可能会影响经贸合作区商品出口规模。因为欧美国家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之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国内经济衰退，进口能力下降，加之一些发达国家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势必会影响经贸合作区内外向型商品的出口贸易。其二，非洲大陆与中国距离遥远，中国国内一些企业对非洲国家认识不足，对赴非洲发展具有恐惧和将信将疑的心理。另外，与中国的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相比，企业在非经营面临更大的人员成本和货物运输成本支出，增加了企业运营的压力。其三，安全风险因素突出。虽然经贸合作区承办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安保措施，配备了专业保安队伍，实行封关运作，但针对经贸合作区设施和员工的恐怖袭击事件仍时有发生。在尼日利亚广东经贸合作区，2008年8月至2011年11月，曾发生5起绑架和抢劫事件，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针对中非经贸合作区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科学规划中非经贸合作区布点。鉴于现有的6个合作区在地理上已形成事实上的东、西、南、北地区全部覆盖的布局，政府部门可以此作为经贸合作区的“试验场”或“先锋”，近期不再新增经贸合作区，并给予现有的6个合作区更多的政策扶持，及时帮助承建企业解决面临的各类问题，总结经验与教训，推动合作区健康发展。
第二，落实相关扶持政策。作为新生事物，中国与经贸合作区所在的非洲国家政府宜用战略眼光看待这一合作模式，并给予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为合作区营造更好的经营环境，以吸引更多企业入驻。中国与相关非洲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政府间磋商机制，在合作区出现困难和问题时发挥指导作用；还可成立中非合作方双边工作委员会，将推进合作区建设纳入常态管理，尤其是敦促非方有关政府部门落实相关优惠政策，[16]争取与非方签订长效合作框架，以期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第三，扩大对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宣传力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利用中非合作论坛项下的“中非企业家大会”“中非民间商会”及其分会等各类机构作为平台，推介非洲的投资商机；另一方面，各经贸合作区承办企业采用各类平面媒体、声讯媒体、网站，甚至出版专门的电子期刊，使用中、英文，对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潜力与优势进行客观介绍，加深国内相关企业对非洲国家的认知，使更多的中资及外资企业驻足中非经贸合作区，其发展规划亦由蓝图变成现实。
第四，探索企业赢利模式。在中非经贸合作区初创阶段，产业发展准确定位十分重要，需要对合作区的资源、供应链、产业特色、入区企业赢利点等方面认真分析与把握，尤其是关切各自经贸合作区所在国的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以及促进外国投资的新举措、限制领域，选择各自赢利项目，使经贸合作区建设得以持续并发展壮大。
第五，注重规避投资风险。中非经贸合作区远离中国本土，仅靠中国企业自身力量难以应对各类建设与运营风险。承办企业需以开放性思维，在合作区开发、运营、招商等方面，吸纳当地人员和企业参与其中，这不仅可为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运营提供便利，而且可使合作区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社会形成真正的利益“捆绑”态势。当合作区运营中面临东道国政权重组、族际摩擦、教派矛盾、战乱、绑架、抢劫等问题时，当地人和当地企业可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屏障，减少中资企业的风险。此外，合作区还应加强与当地公民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通过增信释疑，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实现中非经贸合作区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