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消费差距问题初步研究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引起了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当前，大家更多地关注收入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却容易被人忽视。与收入相比，消费可以直接给人带来效用，能更准确地度量居民的福利水平。消费不平等能更直接地反映居民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补充。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也显著提高。然而，在居民消费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差距也在显著扩大。因此，有必要跟踪居民消费差距的动态变化，并对当前的中国城镇消费不平等现象进行研究。本章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对1988～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平等问题进行描述，着重介绍2013年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总体情况，并试图对消费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高速增长

根据国际通用标准，我们把人均可支配收入定义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私人转移性收入、公共转移性收入的总和，并扣除个人所得税，然后根据家庭人口进行平均。同样，人均消费性支出包括食品、衣服、住房、家庭用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等八大类的总支出，然后根据家庭人口进行平均。为了与国内外通行做法一致，在历年CHIP数据中，我们采用相同的方法，选取了户主年龄为25～60岁的家庭，并对所有变量用2000年的城镇消费价格指数（CPI）做平减处理。从结果来看，1988～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和结构变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快速增加

1988～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659元（统一按2000年的价格折算，下同）增长到21383元，年均增长28%。同期，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915元增长到30957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8%。这说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快速增加（见图16-1）。

图16-1 1988～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变化

（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更加多元化，并向住房倾斜

为适应新的生活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非常大的调整。从表16-1中可以看出，食品支出的变动最大，其占总的消费支出的份额从1995年的49.3%减少到2013年的28%，衣服支出的份额从1995年的14%减少到2013年的9.5%。与此同时，住房支出的份额却从6.9%增加到23.1%，交通通信支出份额从4.5%增加到13.6%。对于住房支出来说，由于房价不断攀升，住房支出在2013年对城镇消费结构变动有着重大影响，并在2013年成为年度消费结构变动贡献率最大项。城镇居民的交通通信支出也为消费结构变动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表16-1 城镇居民消费的结构变化

1994年，汽车、电话等现代化的交通和通信手段开始进入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之后汽车消费在我国呈现迅猛增长的势头。除了汽车外，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在城镇居民之中迅速普及，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的支出份额都有所增加，而家庭用品和其他商品与服务的支出份额有所下降，然而其变化的程度没有前面的几类商品的变化程度高。这些结果表明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正趋向多元化，更多地向非必需品转型，并向住房消费倾斜。

二 城镇居民消费差距快速扩大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差距也在快速扩大。我们主要采用四种不平等的度量方法来度量不平等：基尼系数（GINI）、对数方差（VAR.OF LOG）、P50/P10、P90/P50，其中的基尼系数和P90/P50对中、高收入人群的不平等程度比较敏感，而对数方差和P50/P10对低收入人群的不平等程度比较敏感。P90、P50、P10分别表示可支配收入分位数为90、50、10的人群，P90/P50表示高收入居民与中等收入居民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而P50/P10表示中等收入居民与低收入居民的不平等程度。利用CHIPS 1988～2013年数据，通过四种不同的不平等度量方法，我们对这段时间的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也与同期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进行了对比。

（一）消费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

1988～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从1988年的0.259大幅上升到1995年的0.306，接着以较大的幅度上升到2002年0.331，然后从2008年的0.365略微上升到2013年的0.369（见图16-2）。这意味着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平等程度越来越高。

图16-2 1988～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二）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增长趋势较一致，甚至高于收入差距

从图16-2还可以看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221上升到1995年的0.297，接着上升到2002年的0.32，然后从2008的0.354下降到2013年的0.352，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88～2008年是不断扩大的，但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略微下降的趋势。此外，不难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基尼系数始终高于收入的基尼系数。从四种不平等度量方法中，我们都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从2008年之后有所下降，但是消费不平等的度量结果却出现了不一致。基尼系数和P90/P50都表明消费不平等程度从1988年到2013年一直在上升，而对数方差和P50/P10却显示出消费不平等程度从2008年开始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由于基尼系数和P90/P50对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较为敏感，这说明高收入人群可能存在收入低报问题，从而导致了其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这种情况在2008年之后更加严重。

图16-3 1988～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P90/P50

（三）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收入不平等

通过P90/P50对不平等进行度量，我们发现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或等于收入不平等（见图16-3）。通过对数方差对不平等进行度量，我们发现在1988年和1992年等较早的年份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而从2002年开始到2013年消费不平等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几乎相等，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见图16-4）。

图16-4 1988～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方差对数

通过P50/P10对不平等进行度量，我们可以发现更明显的变化趋势，1988年和1992年的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而2002年、2008年和2013年的消费不平等程度低于收入不平等程度（见图16-5）。这表明，相对于中低收入人群，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不平等程度更显著高于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尤其是从2002年开始两者的差距变得更大。这也为我们如何解释消费差距大于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存在低报现象，从而导致了消费差距高于收入差距。之所以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变化趋势较一致，主要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收入冲击变大，居民面临的风险增大，而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市场发展较迟缓，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不能有效规避收入风险。

图16-5 1988～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P50/P10

三 非必需品消费是城镇居民消费差距的主要来源

（一）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主要由非必需品消费差距导致

我们进一步把总消费分为食物消费和非食物消费，分别计算两者的不平等情况。我们通过基尼系数、对数方差、P50/P10、P90/P50四种度量方法，发现非食物消费不平等程度远超食物消费的不平等程度，这说明了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平等主要是由非食品消费不平等导致的（见图16-6）。通过把总消费分为食品、衣服、住房、家庭用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和其他消费八大类，我们进一步计算非食品消费中各项消费的不平等程度。从图16-7中可以看出，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其他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都比较高，其次较高的是教育文化和家庭用品，衣服和住房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食品支出的基尼系数最低。这说明了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差距主要体现在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上。

图16-6 2013年食品与非食品的不平等度量

图16-7 2013年八大类消费品的不平等情况（基尼系数）

（二）高收入组内消费差距最大，主要由非必需品消费支出引起

图16-8 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的八大类消费的水平（以2000年的CPI为基准）

根据收入分组，我们计算了2013年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和不同阶层内部的消费不平等程度。从图16-8中可以发现，食品和住房支出是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部分，其次是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支出。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相应的消费水平也越高，并且消费更多的为非必需品。如果只看最高收入组（80%～100%）和最低收入组（0～20%），他们的各项消费支出差异非常明显，尤其是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等非必需品。

进一步分析每个收入分组内部的消费不平等情况，发现每个收入分组的内部的非食品支出不平等程度依然大于食品支出的不平等程度，最高收入分组内部的消费不平等程度最高，最低收入分组的内部消费不平等程度次高，中间三个收入分组内部的消费不平等程度居中（见图16-9）。

图16-9 不同收入组内部的消费不平等情况（对数方差）

四 消费差距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一）组内不平等是导致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通过将消费不平等分解为组间不平等和组内不平等，我们分析了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原因。组间不平等是指由家庭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教育水平、雇佣状态、单位性质、行业、职业、省份这些显著特征导致的消费不平等，而组内不平等是由不可观测的因素导致的不平等，也就是具有相同的可观测特征的群组内部的不平等。我们发现超过1/3的不平等是由组间不平等导致的，而其他的接近2/3的消费不平等是由一些不可观测的内部因素导致的。这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是跟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紧密相关的。中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人们面临着各种永久性的和暂时性的收入冲击，有的冲击是可预测到的，而有的冲击无法预测。如果不能有效地预防收入冲击的风险，必然会造成消费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二）教育水平与职业是导致组间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我们也分别估计了教育、职业、行业、地区等因素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率（见图16-10）。从中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对消费差距的贡献率最高，达到24%。其次，职业对消费差距的贡献率是6.7%。性别、省份、雇佣状态、年龄、婚姻状况等都对消费差距有一定的影响。而户主的单位性质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这说明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与职业选择已经成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图16-10 2013年组间与组内消费不平等及人口特征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1988～2013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CHIP）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分布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快速增长，消费结构更加多元化，并向住房消费倾斜。其次，消费差距快速扩大，用各种不平等度量方法衡量的消费不平等程度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而且，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变化趋势较一致，甚至高于收入差距。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再次，非必需品消费是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差距的主要来源，高收入组内部的消费不平等程度最高。最后，消费差距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组内不平等是导致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而教育水平与职业是导致组间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针对当前的情况，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进一步发挥收入分配制度、税收转移支付系统、失业救济等保险体制的作用，减少收入冲击对消费波动的影响，从而降低消费不平等程度。第二，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长期收入差距，有助于降低持久收入冲击带来的消费不平等。这要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着手，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的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更应该加强重视。第三，大力发展我国金融借贷市场，提高居民自我保险的能力，从而减少家庭自身未保险带来的消费不平等。第四，保持我国宏观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在减少经济风险对收入造成的冲击的同时，也能保障居民收入预期的稳定，从而有利于降低未预期的收入冲击对消费需求的负向作用。